秦始皇在《史记》中也是被黑得最惨的人物之一。甚至在他没出生时，就自带招黑体质。
他父亲是秦国王子，母亲是赵国豪门之女，这两者结合本没问题。可司马迁在《史记·吕不韦列传》里加了一段春秋笔法，导致两千年来不断有人传言他是吕不韦的私生子。这种事历史上纯属子虚乌有，却让嬴政从出生起就注定活在争议中。
秦始皇
刚出生时，他父亲在赵国做人质，好歹有王子身份，日子还算过得去。但两岁时出事了——他那位特别能打、特别长寿的爷爷秦昭王又一次猛攻赵国，把赵国打急了。赵国一想：打不过你，还收拾不了你留下的人质吗？于是就要找嬴政的父亲子楚算账。子楚听到风声，想都没想，立刻和吕不韦合伙花六百金买通守城人，一口气逃回秦国，把嬴政和他母亲扔在了赵国。
可以想象，这母子二人在赵国每天东躲西藏、见不得光，受尽白眼和委屈。从嬴政记事到十岁，整整八年都过着这种悲惨生活。这段童年带来两个深远影响：一是后来灭赵时，他亲自从咸阳赶到邯郸，就为看着当年欺负他们的人受惩罚；二是让他深信，人间最大的祸乱就是诸侯间无休止的战争。如果上天给他机会，他一定要铲平所有诸侯国，让天下真正太平。
嬴政也是同期唯一真正了解民间疾苦的帝王，这点常被忽视。十岁时，转机突然来了：他长寿的爷爷秦昭王七十五岁去世，把王位传给他爹安国君。可安国君差点没熬过老爹，在秦昭王死后三天也去世了。由于华阳夫人的支持，子楚（也就是嬴政的父亲）继位了。子楚能上位纯属撞大运——他并非嫡长子，兄弟二十多人，从小叫“异人”，一听就不受待见。只因搭上华阳夫人（她无子），才被力挺。
华阳夫人
按理说，嬴政回到秦国，一家团聚该是幸福时光。但幸福太短，两年多后子楚也去世了。短短三年，秦国连失三位国君。这对历史只是大事年表，但对一个十三岁的孩子来说，却意味着扛起异乎寻常的责任。如果你不懂这种感觉，可以试想自己十三岁时面对这种局面，会承受多大压力？
当时有吕不韦监国，还有一批能臣辅佐。但权力斗争也随之而来：吕不韦是一股势力，华阳夫人是一股，更要命的是，与嬴政相依为命的母亲赵姬此时有了情人嫪毐，并被封为长信侯，也成了朝中一股势力。这些势力不仅架空了嬴政，更让他感到深深的孤独——从小缺少父爱，现在母亲的情感也不在他身边。青春期的嬴政，苦闷、压力、孤独，无人能懂。
他确实有三个兄弟，其中两个是赵姬与嫪毐私生的，别说嬴政，外人听了都尴尬。另一个是父亲回国后娶妃所生的同父异母弟弟成蟜，本就与嬴政是竞争关系，毫无亲情，后来还举兵反秦。十几岁经历这些，一般人可能变得暴戾，但嬴政走了另一条路：他异常勤奋，且极度理性。大学者范文澜曾测算，他每天批阅的竹简重达上百斤，相当于十万字，从不懈怠。
二十出头时，他已能冷静处理嫪毐叛变。很多学者说，嫪毐之乱并非针对嬴政，而是华阳夫人麾下楚系势力在清剿对手。处置嫪毐时，嬴政完全依法车裂其本人、灭其族，但对其他受牵连者，后来陆续恢复身份，以保社会稳定。对责任重大的吕不韦，他也只令其告老还乡，未赶尽杀绝。吕不韦最终自杀，而司马迁却添上一笔，说他是“恐惧株连九族”而自尽。这些内心活动，太史公又如何得知？
嫪毐
青年嬴政展现了远超年龄的成熟。嫪毐事败后，有大臣提出叛乱根源是外国势力过多，应全部驱逐。李斯此时写了一封《谏逐客书》，劝嬴政不要赶走外来人才。一般君主下了命令很难收回，但嬴政真做到了——他觉得李斯说得对，就改，并因此重用李斯。这种胸怀，常人难及。
然而《史记》把此事移花接木到郑国渠间谍案上。其实那事很简单：韩国派来修渠的水工郑国被举报是间谍，郑国对嬴政说，我虽为消耗秦国国力而来，但水渠修成，关中沃野千里，对秦有利。嬴政一听有理，让他继续修渠，并未因此下逐客令。
嬴政还被黑的一点是容貌。《史记》借尉缭之口描述他：“蜂准，长目，鸷鸟膺，豺声”——没一句好话。今天看到的画像都是明朝人画的，此前并无官方图像。实际上，尉缭远道来投，嬴政穿普通衣服、吃同样饭菜接待他，本是礼贤下士。但司马迁写尉缭回去后对人说：秦王这人不可深交，现在多谦卑，将来就多狠毒。若真这么想，尉缭为何不走？反而当嬴政听说他要走，亲自登门挽留，尉缭要官要钱，嬴政全都满足。尉缭最后欢天喜地留下，得以善终。若真说过那些话，他不怕被报复吗？这种无从考证的文字，却定义了一代帝王的形象。
伐楚之前，嬴政问将领需多少兵马。老将王翦说要六十万，年轻气盛的李信却说二十万足矣。嬴政听了高兴，给李信二十万人，结果大败，死了七个都尉（有学者考证是军中楚系势力反戈所致）。
败讯传来，嬴政“自驰如频阳”，亲自坐车跑到王翦老家（距咸阳约百公里，马车得跑五六个小时），见面先认错：“我没听您的话，您能否出山助我？”
王翦也不客气：“当年说六十万，现在少一万不行。”
三十多岁的嬴政立刻答应：“六十万给您备好，只请您出山。”
王翦
这段本是君臣佳话，司马迁却在后面加了一段：王翦出征后不停向嬴政讨要田宅财物，部下问原因，王翦说：“我不要钱，秦王多疑，会怀疑我。”这话若真说了，不怕掉脑袋吗？君臣佳话又成了“暴君多疑”的罪证。
一统天下后，嬴政召群臣议政体。多人主张分封，李斯等人深知其意，提出郡县制。此刻，嬴政早年的孤独发挥了作用——他深切体会到，正是诸侯分封导致天下纷争。春秋战国六百多年间，有记载的战争就有七百六十二场。唯有中央集权、郡县制才能带来长治久安。于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最早的大国治理模式诞生了，影响至今。随后，“书同文、车同轨、统一货币”等措施，奠定了一个大国的根基。
这一时期，嬴政开始了全国巡游。行至湘山，又遇到《史记》的春秋笔法：司马迁写，嬴政遇大雨受阻，听说湘君之神（舜帝二妃娥皇、女英）作祟，大怒，命三千人伐尽湘山树木，使其“赭其山”。但近年出土的里耶秦简却记载相反：嬴政觉此地风景佳，特令地方官员保护，“一草一木不能动”，即“禁伐令”。竹简记载与百余年后的《史记》完全相反。
第五次巡游时，嬴政病倒。《史记》写他临终命赵高拟诏传位长子扶苏，赵高却勾结李斯篡改遗诏，立胡亥，从此赵高、李斯掌权。此事两千年来多被采信。然而2010年，一批流回国内的西汉竹简（鉴定为秦末汉初文物）却显示不同内容：竹简上写“嬴政”的“政”是“正”（正月出生），并记载嬴政临终前流泪对李斯说：“我找人看过天命，寿五十。十三岁即位，至今三十七年，命数已尽。可我儿羽翼未丰，大臣必争。牛马相斗，死的是蝼蚁；大臣相斗，苦的是百姓。我儿与大秦江山怎么办？”李斯表忠心后，嬴政又流泪说：“我不是不信你们，但大限已至。事急从权，胡亥在身边，就立他吧。”竹简还写，赵高是在新皇即位后才被赦免，并无机会篡诏。
无论此说真假，它让我们看见一个流泪的、孤独的秦始皇。对他的评价向来两极：公认他对中国历史贡献巨大，也普遍认为他是暴君。这评价对他本人已不重要。对司马迁而言，站在汉朝立场，对前朝史笔带贬亦属常态。对当时百姓而言，修长城、驰道、陵墓，严刑峻法，他确是暴君。但在历史长河中，他奠定了超大规模文明延续的基本框架。他的“暴”，是开创帝国时代所付残酷代价的一部分。
或许，秦始皇真正的孤独在于：他不是一个能用“好人”“暴君”简单评价的个人，而更像一个“国家系统”的冷酷创造者。他将自己的创伤、孤独与理性，熔铸成一套全新的中央集权操作系统，强行安装于中华大地。这套系统初期带来剧烈排异反应（秦速亡），其核心架构却被后世沿用两千年。
理解秦始皇，或许需放下对个人道德的执着审判，转而思考：一个在极度孤独中成长的人，如何将创伤转化为创造新秩序的惊人动力？历史书写如何在权力更迭中简化复杂人物？我们又该如何平衡对历史人物的“同理心”与对历史进程的“结构性”分析？
他的眼泪与铁腕，孤独与功业，共同构成了一个无法被简单归类的、沉重而伟大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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