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八，我开着新买的二手车驶入村口时，暮色已经四合。老槐树的枝桠在昏黄的路灯下投出张牙舞爪的影子，树下的石凳上坐着几个裹着厚棉袄的老人，正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车轮碾过坑洼的水泥路，发出闷响。
三年没回来了。
上一次离开时，我拖着个破行李箱，里面塞着几件换洗衣服和两千块钱。母亲站在村口抹眼泪，父亲背着手不说话，只有远处麻将馆传来哗啦啦的洗牌声，像是在为我送行，又像是在嘲笑我的狼狈。
这次回来，行李箱里装的是给父母买的羽绒服、按摩仪、保健品，后备箱里是茅台、中华烟、进口车厘子。银行卡里有四十万，不多不少，正好是我这三年在深圳拼出来的数字。
车停在老宅门口时，我深吸了一口气。三年，房子似乎更旧了，墙皮脱落得更厉害了，门上的春联还是去年的，褪成了惨淡的粉红色。
钥匙插进锁孔，转动，门开了。屋里黑漆漆的，我摸索着打开灯。昏黄的灯光下，一切都和三年前一样——老式的八仙桌，掉了漆的条凳，墙上挂着的全家福，照片上的我还在读高中，笑得没心没肺。
“爸？妈？”我喊了一声。
没回应。厨房里冷锅冷灶，卧室的门虚掩着。我走过去推开门，母亲躺在床上，盖着厚厚的被子，脸色苍白。
“妈！”我冲过去。
母亲睁开眼睛，看到我，愣了一下，随即挣扎着要坐起来：“小峰？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说明天吗？”
“项目提前结束了。”我握住她的手，冰冷，“妈，你病了怎么不告诉我？”
“就是感冒，没事。”她咳嗽了两声，“你爸去镇上买药了，一会儿就回来。”
我倒了杯热水，扶她起来喝。母亲的头发白了一大半，脸上的皱纹深得像刀刻。三年，不长不短，却足以让一个中年女人迅速老去。
就在这时，手机响了。两个未接来电，两条微信语音。
“小峰，回来了吧？赶紧的，老地方，三缺一！”
“峰哥，就等你了！知道你今年赚钱了，咱们好好玩两把！”
是王强和李明，我从小玩到大的发小。记忆瞬间被拉回三年前的那个夜晚——输光了口袋里最后五百块，王强拍拍我的肩说：“兄弟，手气不好就歇歇，改天再来。”李明在旁边笑：“就是，反正你也输得起。”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母亲还在等我，桌上放着冷掉的饭菜。她说：“小峰，要不咱出去打工吧，离开这儿。”
第二天我就走了。走时发誓，不混出个人样，绝不回来。
现在，我回来了，带着四十万，他们却还以为是三年前那个输五百块就脸白的穷小子。
我没回信息，把手机调成静音，开始收拾行李。给母亲带的羽绒服拿出来，按摩仪插上电，保健品摆好。厨房里，我找到米和红枣，准备熬粥。
“你歇着，妈来。”母亲要下床。
“别动。”我把她按回去，“今天儿子伺候你。”
粥熬上时，父亲回来了。看到我，他愣了一下，然后点点头：“回来了。”
“嗯，爸。”我把烟递给他，“给您带的。”
父亲接过烟，看了看牌子，没说什么，但眼神柔和了些。
“爸，妈病了你怎么不告诉我？”我问。
“告诉你有什么用？”父亲点上烟，“你在外面忙。”
“再忙也该告诉我。”我把药拿出来，按说明书分好，“明天我陪妈去县医院检查。”
父亲沉默地抽着烟。厨房里，粥咕嘟咕嘟地响，热气弥漫开来，给冰冷的屋子添了一丝暖意。
手机又震动了，还是王强和李明，这次直接打了电话过来。我看着屏幕上跳动的名字，按下拒接。
“谁啊？”母亲问。
“没事，推销的。”我说。
粥好了，我盛了一碗，一勺一勺喂母亲。她吃着吃着，眼泪掉了下来。
“妈，你哭什么？”
“我高兴。”她擦擦眼泪，“我儿子长大了，知道疼人了。”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这三年所有的辛苦都值得。不是为了四十万，不是为了证明什么，就是为了这一刻，能让生病的母亲喝上一口热粥，能让沉默的父亲抽上一口好烟。
晚上，我睡在从小睡到大的房间里。墙上还有小时候画的奥特曼，书架上摆着发黄的课本。窗外，麻将馆的灯光还亮着，隐约能听到洗牌声和吆喝声。
三年前，我也是其中的一员。每天睡到中午，下午开始打牌，打到深夜，输多赢少。母亲劝过，父亲骂过，没用。我觉得这就是生活，村里年轻人不都这样吗？种地赚不了钱，打工太辛苦，不如打打牌，说不定哪天运气来了就翻身了。
直到那天，我输光了母亲攒了半年准备买猪仔的钱。她没骂我，只是坐在门槛上默默流泪。父亲抄起扁担要打我，被邻居拉住了。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认真地看着这个家——破旧的房子，生病的母亲，沉默的父亲，还有一无是处的自己。二十五年，我活成了村里人嘴里的“败家子”。
第二天一早，我走了。没告诉任何人，只给母亲留了张纸条：“妈，我出去挣钱，不混出人样不回来。”
在深圳的三年，我干过工地，送过外卖，当过保安，最后进了一家快递公司，从分拣员干到片区经理。每天工作十四小时，睡六小时，剩下四小时吃饭和在路上。三年，没逛过街，没看过电影，没谈过恋爱，所有时间都用来工作和攒钱。
第一个月工资两千八，我寄回家两千。母亲打电话来，哭着说：“你在外面别太苦了自己。”我说不苦，比打牌有意思。
第三年，我升了经理，年薪二十万。加上奖金和副业，攒下了四十万。不多，但在我们村，已经是天文数字。
腊月二十九，我开车带母亲去县医院检查。医生说就是普通肺炎，但拖久了，得住院几天。
“妈，你就在这儿住着，我陪你。”我说。
“不用，你回家陪你爸过年。”母亲说，“我没事。”
“不行。”我态度坚决，“爸那边我安排好了。”
我请了护工，但晚上还是坚持自己陪床。母亲睡着后，我坐在床边，看着点滴一滴一滴落下，像时间的流逝。
手机又响了，这次是王强发来的视频。点开，是他们在麻将馆的画面——烟雾缭绕，几个人围坐在麻将桌前，桌上堆着钞票。
“峰哥，真不来？李胖子说了，你要来，他带五万陪你玩！”王强的声音很大，带着兴奋。
视频里，李明凑到镜头前：“小峰，听说你今年赚大钱了？怎么，看不起兄弟们了？”
我回了两个字：“忙，不去。”
很快，电话打过来了。这次不是王强，也不是李明，是一个陌生的号码。
“喂，陈峰吗？我是李老板，李胖子的弟弟。”电话那头是个粗犷的男声，“听说你回来了？过来玩两把呗，我给你留了位置。”
李胖子是镇上开矿的，有钱，也好赌。三年前我就是在他手里输得最惨。
“对不起，没空。”我说。
“哟，赚钱了就是不一样啊。”对方阴阳怪气，“怎么，怕输了？”
“不是怕输，是没兴趣。”我平静地说，“还有事，挂了。”
挂断电话后，我给父亲打了电话，让他把家里的贵重物品收好，晚上锁好门。父亲问怎么了，我说没事，就是小心点好。
直觉告诉我，这事没完。
果然，腊月三十中午，我刚从医院食堂打饭回来，就看到病房门口站着三个人——王强、李明，还有一个不认识的光头男人。
“峰哥，你可让我们好找啊。”王强嬉皮笑脸地走进来，手里提着果篮，“听说阿姨病了，来看看。”
母亲坐起来，勉强笑着：“强子来了，坐。”
“阿姨您躺着。”王强把果篮放下，看向我，“小峰，兄弟们都在等你呢。大过年的，一起玩玩呗。”
“我妈住院，我得陪她。”我说。
“护工不是请了吗？”李明说，“你就去一会儿，玩两把就回来。”
光头男人开口了，声音很耳熟，就是昨天打电话的那个：“陈峰兄弟，给个面子。李哥说了，只要你来，输赢都好说。”
我看着他们三个，忽然觉得很好笑。三年了，他们一点没变，还是觉得打牌是天下最重要的事，觉得所有人都该围着牌桌转。
“真不去。”我说，“你们玩吧。”
王强的笑容僵住了：“小峰，你这就不够意思了。三年没见，兄弟们想你，叫你玩两把都不来？”
“想我？”我笑了，“是想我的钱吧。”
病房里安静了。母亲担忧地看着我。
“你这话什么意思？”李明脸色沉下来。
“字面意思。”我站起来，“三年前我输得精光离开，你们没一个人送我，没一个人问我怎么生活。现在我赚了点钱回来了，你们倒是一个个凑上来了。怎么，我的钱比我这人值得你们惦记？”
“陈峰，你他妈别给脸不要脸！”光头男人吼道。
“这是医院，请你们出去。”我指着门口。
“小峰，你...”王强还想说什么。
“出去。”我的声音不大，但很冷。
三个人互相看了一眼，骂骂咧咧地走了。李明走到门口时回头说：“陈峰，你会后悔的。”
他们走后，母亲拉着我的手：“小峰，你别跟他们一般见识。他们就是那样的人...”
“妈，我知道。”我拍拍她的手，“你放心，我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了。”
那天下午，我给几个在村里的亲戚打了电话，请他们帮忙照看家里。又给镇上的派出所打了个电话，说了情况。民警说会注意，但建议我尽量不要起冲突。
傍晚，父亲来了医院，说家里一切正常。但他犹豫了一下，说：“下午李胖子派人来家里了，说想跟你交个朋友，请你吃顿饭。”
“爸，你怎么说？”
“我说你妈住院，你走不开。”父亲顿了顿，“小峰，你在外面是不是得罪人了？”
“没有。”我说，“我就是不想跟他们打牌。”
父亲看着我，眼神复杂：“你变了。”
“变了不好吗？”我问。
“好。”父亲点头，“变得像个男人了。”
大年三十晚上，医院里很安静。我陪母亲看春晚，虽然她看着看着就睡着了。窗外偶尔有鞭炮声，衬得病房更加寂静。
午夜时分，手机响了，是王强发来的长信息：
“小峰，对不起。今天是我们不对。但我们真的没恶意，就是觉得三年没见，想跟你聚聚。你可能不知道，这三年来，村里变化很大。年轻人都出去了，留下来的都是我们这些没出息的。每天除了打牌，也不知道干什么。有时候想想，挺羡慕你的，敢出去闯。我们...我们就是习惯了这种生活，改不了了。你别生气，以后我们不打扰你了。新年快乐。”
我看着这条信息，看了很久。然后回了一句：“新年快乐。”
我没有原谅他们，但也不再恨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有人选择离开，有人选择留下，有人选择改变，有人选择沉沦。没有对错，只有因果。
正月初三，母亲出院了。回到家，发现院子里停着一辆陌生的宝马。
屋里坐着李胖子，肥头大耳，手上戴着金戒指，正和父亲喝茶。
“陈峰回来了？”他站起来，笑容满面，“恭喜恭喜，听说你在深圳发大财了。”
“李老板有什么事吗？”我问。
“没事没事，就是来拜个年。”他拍拍我的肩，“年轻人有出息，好啊。不过啊，有钱了别忘了老家，别忘了兄弟们。”
“忘不了。”我说，“但我有我的生活。”
李胖子的笑容淡了些：“陈峰，听说你不打牌了？”
“戒了。”
“可惜了，你手气其实不错。”他凑近了些，压低声音，“我最近有个项目，缺资金，你要不要入股？稳赚。”
“什么项目？”
“矿上有点新发现，需要投钱勘探。”他说，“投十万，赚了分你三十万。”
我看着他，突然明白了。什么打牌，什么交朋友，都是幌子。他真正想要的，是我那四十万。
“我没兴趣。”我说。
李胖子的脸彻底沉了下来：“陈峰，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在这镇上，还没人敢驳我面子。”
“那我就当第一个。”我平静地说。
他盯着我看了几秒，突然笑了：“好，有种。那我们走着瞧。”
他走了，宝马车扬起一片尘土。父亲担忧地说：“小峰，你得罪他了。”
“我知道。”我说，“爸，收拾东西，我们去县里住几天。”
“这大过年的...”
“听我的。”
当天下午，我们住进了县城的宾馆。我给深圳的老板打了电话，说了情况。老板说：“小陈，要不要我帮忙？”
“不用，我能处理。”我说。
正月初五，我接到村支书的电话：“陈峰啊，听说你今年赚钱了？村里想修路，缺资金，你看...”
“支书，我捐五万。”我说，“但我有个条件，这钱必须专款专用，我要看账目。”
“好好好，没问题。”支书很高兴，“陈峰啊，你是咱们村出去的，有出息了不忘本，好啊。”
挂了电话，我站在宾馆窗前，看着县城的夜景。三年，我从一个输光家当的赌徒，变成了能捐五万修路的人；从一个让父母抬不起头的儿子，变成了让父母骄傲的儿子。
四十万不多，但足够让我看清很多人、很多事。比如谁是真的关心你，谁是看中你的钱；什么是真正的友情，什么是酒肉朋友；什么是该坚持的原则，什么是该拒绝的诱惑。
正月初八，我们回了村。李胖子没再找麻烦，听说他的矿出了事故，被查了。王强和李明见了我，远远地点点头，没再靠近。
我在村里待到了正月十五。期间，我做了几件事：给父母在县城付了一套二手房的首付；捐了五万修路；联系了几个在外打工的年轻人，介绍了工作；还去看了几个孤寡老人，留下了一些钱。
离开那天，母亲又哭了，但这次是笑着哭的。父亲拍拍我的肩：“在外面好好的，别担心家里。”
“爸，妈，等我在深圳稳定了，接你们过去。”我说。
“不用，我们在这儿挺好。”母亲说，“你在外面好好的就行。”
车开出村口时，我看了眼后视镜。老槐树下，父母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视野里。
手机响了，是深圳老板：“小陈，什么时候回来？有个新项目，我觉得你合适。”
“明天就回。”我说。
挂断电话，我打开车窗，让冷风吹进来。三年，我回来了，又走了。但这次，我知道为什么回来，也知道为什么离开。
不是为了证明什么，不是为了炫耀什么，只是为了告诉那个三年前的自己：你走出来了，你做到了。
而那四十万，不过是个数字。真正有价值的，是这三年积累的经验、见识和底气，是在诱惑面前说“不”的勇气，是在亲情面前懂得承担的责任，是在浮华世界中保持清醒的定力。
车子驶上高速，两旁的风景飞速倒退。我想起王强的那条信息：“我们就是习惯了这种生活，改不了了。”
也许他说得对。习惯是最强大的力量，它能让人沉沦，也能让人奋进。而我很庆幸，三年前的那个夜晚，我选择了打破习惯，选择了离开，选择了改变。
虽然过程很苦，虽然代价很大，但值得。
因为现在的我，不会再为了一局麻将输赢而心跳加速，不会再为了一句嘲讽而自卑退缩，不会再为了所谓的“面子”而违背本心。
我有了更重要的东西要守护——父母的晚年，自己的未来，还有那份好不容易挣来的尊严和自由。
深圳还很远，路还很长。但我知道，这一次，我不会再迷路了。
因为那个曾经在麻将桌上输光一切的少年，已经长大成人。而成人世界的第一课，就是懂得什么该珍惜，什么该舍弃，什么值得拼尽全力，什么应该一笑而过。
车窗外，天空开始飘雪，纷纷扬扬，像是为这段返乡之旅画上一个洁白的句号。
而我，已经准备好迎接下一个篇章。带着四十万的故事，和无数个比金钱更珍贵的领悟，继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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