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周刊编辑部的年度书选已经持续存在了逾二十年。在这二十几年中，我们选出了众多触动心灵、启发智识、开阔眼界的书籍，试图让这些书籍帮助我们相对更好地面对生活，面对自我。书籍是自我的渡口，它在人类生活中一直帮助我们走出唯一的选择、驶向不同的方向。在阅读的顿悟中，我们或者向内走向潜在的那个自我，或者向外踏入未来的思考与陌生的过往，所有书籍都在不同程度上帮助着我们，让“自我”涉过泥潭，去往存在的宁静。
今年，我们再次从一整年的好书中遴选出了11本值得阅读的优秀书籍，秉持着“公共立场、专业品格、独立精神、现实情怀”的原则，与读者一同领略不同维度的思考极点。
2025新京报年度阅读推荐特刊。
我们正逐一在书评周刊公号二条推送这11本被评委和编辑部选择的好书以及特别致敬奖项。本篇为《与哀伤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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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阅读推荐
2025
《与哀伤共处》
作者：李昀鋆
版本：万有引力｜广东人民出版社
2025年3月
李昀鋆，一位为母亲离世而哀伤的女儿，也是一个在日常对话中喜欢猝不及防聊起深刻生命议题的人。2020年于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学系取得博士学位，研究领域包括丧亲、哀伤以及长者照顾。目前选择成为了一名投身丧亲实务的社工。
致敬词
年轻时期遭遇至亲的离世，这份哀痛意味着什么？它好似海浪，并不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褪去，而是周期性地奔涌而来。它好似气球，被包裹进其中的人努力呼救，却难以收到同伴的共鸣。在讳谈死亡的社会文化里，《与哀伤共处》选择面对这份沉重，用细腻的共情与严谨的社会科学分析，带我们走进这些被长期忽略的心灵，倾听他们真实的需求。相比于一句“节哀顺变”，他们更需要的，可能是你我一个无声的拥抱。
我们致敬《与哀伤共处》，致敬它直面脆弱的勇气，也致敬它将心比心的温情。我们致敬作者李昀鋆，她不仅为哀伤研究带来了一部扎根中国本土的创新性作品，更启发我们思考一种深刻的人生态度：我们要勇于拥抱快乐，也要勇于与哀伤共处。哀，同时也是爱。
答谢词
感谢《新京报》，感谢评审老师愿意选择这样一本并不轻松的书。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我真心觉得，即使明天死去，也没有遗憾了。所以我也想借这次机会，特别感谢广东人民出版社，感谢承旭、文豪和叶子，谢谢你们倾尽心力，让这本书得以顺利地走到读者面前。
我完全没有想到这么沉重的一本书居然会获得这么多关注。我曾想，哪怕将来只有一位丧亲者，在书店最下层、蒙尘的角落里偶然发现它，对我而言都已足够。我也想感谢所有的读者，谢谢你们愿意直面自己的哀伤。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
最后，再次感谢《新京报》对这本书的肯定。这不仅是对我的鼓励，更是一次在公共空间中拓宽哀伤叙事的实际行动。愿书中所记录的爱与痛，能让更多人对自己的哀伤多一分宽容与理解，并在艰难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温柔力量。
——李昀鋆（作者）
对话作者
这代人
新京报：年轻时期经历丧亲，这种哀痛有什么特殊之处？为什么它长期被忽视？
李昀鋆：对任何人来说，经历亲人离世都不可能轻松或可控；但年轻时失去父母的哀痛具有特殊性。首先。父母的死亡对年轻子女而言是一场“过早发生的人生危机”，研究发现，这类丧亲会显着增加抑郁、创伤后应激反应、自杀风险，以及和行为问题，而且这些影响往往具有长期性，甚至延续至成年。其次，与更成熟人士相比，年轻子女的哀伤反应具有独特模式，例如对逝去父母的理想化、延迟性哀伤，以及随着成长反覆出现的“再次哀伤”，使哀伤历程更加持久与反覆。而且，年轻子女在哀悼父母的同时，还需要完成身份建构、学业发展和社会角色转变。然而，由于心理、情感和社会能力尚未成熟，加上家庭支持系统因父母离世而削弱，他们可用的资源相对有限，更容易陷入困境。
这份哀伤之所以长期被忽视，首先源于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想像：年轻人被视为与死亡与哀伤无关，正处于人生最美好、最有韧性的阶段，因此被默认“不会经历丧亲”或“即使经历，也能很快复原”。这种盲点同样存在于学术与专业领域。丧亲研究在社会科学中本就属于相对边缘的领域，而在现有研究中，年轻子女长期是一个被忽略的群体——西方研究多聚焦于丧子与丧偶，中文研究则集中于失独老人。直到20世纪90年代，年轻人的哀伤才开始受到关注，但相关研究至今仍然有限。其结果是，社会普遍高估了年轻人的韧性，低估了父母早逝对其心理健康、自我发展与生命意义的深远冲击，使他们的哀伤既不被看见，也缺乏相应支持。
新京报：我们的社会对年轻人的哀伤存在哪些误解和偏见？我们还应该在哪些层面提高对哀伤问题的重视？
李昀鋆：首先，许多人认为年轻人应该“坚强”或能“快速复原”，因此低估了他们的哀痛。社会上流传的“时间会冲淡一切”的观念忽略了哀伤的情绪复杂性，导致许多年轻人在面对父母离世时选择压抑情绪，而不寻求必要的支持。其次，社会普遍缺乏对年轻人哀伤的敏感度。当哀伤出现在青少年或青年身上时，他们的情绪反应常被误读为学业问题、不稳定或叛逆，而忽略了这其实是面对父母离世这一重大失去时的正常反应。第三，表达哀伤或寻求支持常被误解为“太脆弱”。许多年轻人因害怕被评判或显得与众不同而选择隐藏真实情绪，研究指出，这种隐匿会阻碍社会支持系统及时介入，使他们的哀伤经历更加孤立和长期化。
为了改善这种情况，社会需要在多个层面提高对年轻人哀伤的重视。首先，教育系统和社区应普及心理健康与“哀伤素养”（grief literacy），让年轻人理解哀伤是正常的心理反应，学会多种情绪表达方式，并获得必要的支持。其次，社会文化层面应打破对情绪表达的禁忌与偏见，鼓励开放讨论哀伤而非回避。媒体与文化若能正常化哀痛经验，减少对“坚强不哭”的单一叙事，有助于降低集体对哀伤的污名化，提升整个社会对于丧亲的理解与支持。最后，年轻人哀伤可能具有长期性和反覆性，因此应建立针对年轻哀伤者的专业和长期支持体系，包括由社工、心理咨询师提供的哀伤辅导，同辈互助小组。当然，我也承认这些措施在现实中仍然偏理想化，需要我们持续努力，但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成为这段路的起点，或者说，是其中的一部分。
2025新京报年度阅读盛典现场。
这本书
新京报：关于哀伤，既有的研究成果还有哪些不足？中国本土有哪些留待进一步研究的重要问题？
李昀鋆：首先，哀伤研究在社会科学领域中仍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现有研究多以心理学取向为主，倾向于将哀伤理解为个体层面的情绪反应与心理调适过程，却较少将哀伤经验置于家庭关系、社会结构与文化脉络之中加以探索。即便在西方研究传统中，针对年轻群体的相关研究亦相对有限，且往往未能将哀伤经验、意义追寻与身份认同转变整合于同一分析框架之内。此外，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既有研究多集中于丧子或丧偶经验，较少系统探讨不同亲属关系、不同死亡方式以及不同生命阶段经历丧亲所呈现的差异。
在中国本土层面，关于丧亲与哀伤的知识积累尤为匮乏，相关研究亟须系统推进。首先，在中国情境下，基础性的统计资料严重不足，有必要通过大规模的抽样调查，掌握父母、子女、配偶等不同类型丧亲的流行率，从而建立对丧亲议题之社会规模与现实迫切性的基本认识。其次，文化因素对哀伤经验的深刻塑造值得进一步深入探究。哀伤并非单纯的个体心理或情绪反应，而是在特定社会、历史与文化脉络中生成的经验；而现有主流哀伤理论多植根于强调个人主义、自我独立与理性调适的西方文化，其适用性在强调家庭互依与关系取向的中国社会中，仍有待审慎检验。最后，未来研究亦需提升对中国处境下性别差异、家庭系统、死亡方式差异及世代差异（如70后、80后、90后乃至00后）的敏感度，以逐步建构更具文化贴近性与情境理解力的哀伤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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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
新京报：回到《与哀伤共处》诞生的时刻，其实这份研究和你自己的亲身经历有关。丧亲的经历让你更能共情受访者，经历了本书的写作、出版，你现在如何看待学术（尤其是社会科学）与生命体验的关系？
李昀鋆：在写作与出版的过程中，我对学术与生命体验之间的关系有了更为谦卑和开阔的理解。学术研究常被期待提供解释、模型与答案，但我自身的哀伤经验，以及这本书从写作到出版的全过程，不断提醒我，人的生命并不总是朝向清晰与“解决”而展开。许多生命经验本身便是破碎的、复杂的、甚至是无法被妥善收束的。在这样的处境中，研究的意义往往不在于回答“这个问题该如何被解决”，而在于为那些难以被社会容纳、也常被迅速简化的经验，争取一个被认真对待、被允许存在的位置。学术在此并非凌驾于经验之上的抽象建构，而是一种抵抗简化、为复杂性保留空间的伦理实践；它也给予我们力量，重新“看见”那些早已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物。
另外，整个出版过程也进一步印证了：生命经验并非学术的“污染源”，而恰恰是其最深层、也最持久的动力。《与哀伤共处》这本书的“诞生”，正源自我与许多年轻子女那份不肯轻易放下的内在驱力——对死亡的追问、对经验被理解的渴望、以及对简化叙事的拒绝。若社会科学刻意切断与研究者自身生命史的联系，或许能在形式上获得某种客观性，却往往因此失去触及真实处境的能力。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将个人经验本身视为开展研究的正当性来源，而是承认一个无可回避的事实：研究问题从何而来、我们为何对某些现象反覆凝视与长久投入，本就深深嵌入研究者的生命轨迹之中。对此保持自觉与反思，反而能使研究更为诚实，也更具伦理上的责任感。
新京报：这一年，《与哀伤共处》受到了媒体的广泛关注，你也接受了很多采访，和更多有相似经历的年轻人相识。可否分享这本书出版之后你经历的一些印象深刻的人和事？
李昀鋆：《与哀伤共处》出版之后，我陆续收到很多很多来信，很多人告诉我，因为这本书，他们才意识到原来自己的哀伤是正常的。虽然我并不可能做到“总是安慰”，但我认真回复了每一封信，像一个树洞，希望透过这些回复让他们感受到：他们的哀伤是珍贵的，是值得被认真聆听的。
而且，这些看似微弱的一对一连结，慢慢延伸出更公共的空间。因为这本书，《三联生活周刊》筹备了一期以哀伤为主题的封面报道；纪录片《是坏情绪啊，没关系》第二季会有有一集聚焦于哀伤。当时，我向一些曾写信给我、并表达过受访意愿的年轻人发出邀请，最后真的促成他们在不同平台上，说出了各自与哀伤共处的故事。这让我感受到，哀伤不是只能拆毁我们的生活，也可以成为温柔的力量，让我们愿意为同路人做更多。
本文为独家原创文章。采写：刘亚光；编辑：罗东 刘亚光；校对：杨丽，薛京宁。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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