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
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了援助朝鲜人民，保卫国家安全进行的一场正义战争。也正是这场战争的胜利，打出了我国的国威，和各国的尊重。
但在朝鲜战场上，也有许多志愿军战士们英勇牺牲，永远地留在了保卫祖国的战场上。67军的军长李湘，也牺牲在此，谁知道，死因查明之后，彭总却下令“封锁消息”。这是为什么呢？
1914年，李湘出生在江西永新县泮中村，那会儿他还叫李秀里。8岁那年，爹突然没了，家里欠了地主一屁股债，娘只能带着他去讨饭。冬天的雪地里，地主家的狗追着他们咬，小李秀里攥着块冻硬的石头，瞪着眼睛跟狗对峙，硬是没掉一滴泪。
11岁时，叔叔凑钱送他去读私塾，可没念几年，就被拉去跟竹匠学徒。师傅脾气坏，动辄打骂；地主乡绅见了他，也总拿“穷小子”打趣。后来叔叔又给他说了个比他大好几岁的媳妇，村里人的闲言碎语像针一样扎人。小李秀里憋着一股劲：这日子不能这么过。
1930年8月，红军路过永新，村里有人说“跟着红军有饭吃，还能不受欺负”。
15岁的李秀里没跟娘打招呼，揣着块干粮就跑去找红军队伍。首长见他瘦小，笑着说：“孩子，你还没枪高呢，等长大再来”。他“扑通”跪下，眼泪混着泥往下掉：“首长，我能扛枪，能送信，我不想再讨饭了！”
首长被他的倔劲打动，破格收下了他，让他在红三军九师当勤务员。第2年，部队到了湖南，朱德来检查工作，跟他聊了几句，觉得这孩子机灵，就是“李秀里”这名字太柔，拍着他的肩膀说：“你是湖南的兵，就叫李湘吧，跟着红军走，以后有大出息。”
这名字，成了李湘人生的新起点。此后几年，他跟着部队参加五次反“围剿”，从勤务员干到司号员，每次冲锋都抢在前面，两次立功授勋。
1934年长征开始，湘江战役里，他左腿被子弹打穿，骨头碴子都露出来了。团长见他走不动，留了银元，让他在老乡家养伤。可他只待了几天，就用雇了个老乡抬担架，在雨夜里追上部队。担架杆磨得肩膀出血，他咬着牙说：“部队是我的家，不能丢”。
四渡赤水时，他的右手又被打穿，血顺着枪杆流到枪托。首长让他留下，他攥着枪不放：“我的手不能开枪，脚还能走路，我要跟部队走！”就这么拖着伤，他跟着队伍爬雪山、过草地，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到陕北时，他已经是连指导员，胸前别着好几枚“先进战士”的奖章。
抗战爆发后，李湘进了红军大学学习，毕业后被分到八路军115师。
1937年平型关大捷，他跟着独立团在驿马岭伏击日军增援部队。那会儿部队人少，装备差，他带着战士们把手榴弹捆成捆，等日军走进山沟，喊一声“炸”，石头和手榴弹一起滚下去，硬是把数倍于己的日军堵在沟里。
后来部队以五台山为中心建抗日根据地，李湘在涞源、广灵一带打游击战。
1941年8月，日军纠集7万人“扫荡”北岳，想把八路军包饺子。李湘识破了日军的套路，带着一个营先跳出包围圈，再分兵多路骚扰日军，今天摸个岗楼，明天炸个粮道，把日军折腾得疲惫不堪。
最后他跟兄弟部队夹击，毙敌八百多人，上级夸他是“坚定顽强、机智灵活的指挥员”，老乡们也说：“李营长比狐狸还精，鬼子抓不着他”。
抗战胜利后，李湘成了冀晋纵队第一旅旅长，跟着部队打内战。1947年，他在清风店战役里，带着部队一夜奔袭一百公里，绕到敌军后路，把敌人包围了起来。
这一年，他还认识了20岁的安淑静，经战友介绍，32岁的李湘和这个爽朗的姑娘见了面。两人没花前月下，只聊了聊各自的经历，就觉得“是一路人”。婚礼办得简单，就在军营里摆了两桌饭，吃完两人一起去烈士陵园，对着烈士墓说“以后要是牺牲了，也跟你们做伴”。
1948年打济南，李湘带着团攻内城。梯子被敌人打断，他就喊“搭人梯”，自己踩着战士的肩膀往上爬，肩膀被砖头砸肿了也不管，硬是第一个冲上城头。战后，他升了64军191师师长。
1949年的平津战役，他又带着部队参加围攻石家庄、宣化的战斗。北平和平解放后，部队改编成67军，他成了副军长兼参谋长，后来又升为军长，驻守在塘沽、山海关一带。
那会儿大规模战斗结束了，67军开始搞生产 ，修桥梁、补房屋，帮老百姓恢复生活。李湘常跟战士们一起扛木头、砌砖墙，有人说“军长，您不用干这个”，他笑着说：“咱们当兵的，打仗是为了老百姓，现在不打仗了，更得帮老百姓过日子。”
1950年11月，第一批志愿军入朝，67军成了预备队。李湘急得睡不着觉，他在华北军大学习时，就听说朝鲜打仗了，看着兄弟部队陆续上前线，他总跟身边人说：“要是能去朝鲜，跟美军比划比划就好了。”
1951年6月，中央下令调67军入朝，李湘高兴得一宿没合眼。
他严格遵守保密条例，直到出发前几个小时，才匆匆去医院看了刚生完女儿的妻子。安淑静抱着孩子，千言万语涌到嘴边，最后只说：“早点回来，家里有我”。李湘摸了摸女儿的小脸，待了十几分钟就走了，他要带着几个参谋，提前去朝鲜勘察地形。
在朝鲜的山沟里，李湘白天躲着美军飞机，晚上拿着地图对照地形，哪里能设伏，哪里能修工事，都用红圈标得清清楚楚。
8月，67军大部队入朝，接管了金城以南沿三八线27公里的前沿阵地。刚接防没几天，美军就发起了夏季攻势，飞机、坦克对着阵地狂轰滥炸。李湘把指挥所设在坑道里，电话线被炸断30多次，他就让通信兵用身体接线路，对着话筒嘶吼着指挥。
9月21日，美军发起立体进攻，李湘沉着应对，歼敌一千多人。10月13日，美军又发起秋季攻势，对面来了4个师，还有300多门大炮、200辆坦克。美军的炮火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300发，阵地上的石头都被炸成了粉末。
李湘一连几天几夜没合眼，嘴唇干裂得渗血，体重减了7、8公斤，却硬是带着67军顶住了。
战后，朝鲜给李湘授了二级自由独立勋章，金科奉委员长还亲自写信感谢他：“你建立的功勋，朝鲜人民永世不忘。”李湘摸着勋章，跟战士们说：“这是弟兄们拿命换来的”。
他还写了篇《目前防御作战中的几个战术问题》，里面提到的坑道防御、机动反击战术，被彭老总采纳，印发给全军参考。
1952年，志愿军听说美军要发起春季攻势，67军奉命在剑布里以东修防御工事。李湘带着部队加班加点，还常去前沿阵地勘察。那会儿他的老毛病犯了，长征时打穿的手掌总流脓，加上连日熬夜，整个人瘦得脱了形。
军医让他住院，他却摆摆手说：“前线缺人，我走了，工事谁盯着？”
4月开始，美军的飞机在阵地上空扔起了怪东西，不是炸弹，是装着跳蚤、苍蝇的空壳弹，有些弹壳里还沾着白花花的粉末。防疫队化验后，脸色发白地报告“是鼠疫杆菌，美军投细菌弹了”。
李湘急了，白天在指挥部部署防御，晚上拎着消毒水去阵地，教战士们用沸水烫衣物、用石灰封弹坑。5月的一天，199师师长李水清送来一枚在前沿捡到的空壳弹，里面爬着几只黑虫。
李湘戴着手套，捏着镊子翻来覆去看，眉头拧成疙瘩：“这东西比炮弹还毒，得赶紧报给总部。”
没过几天，前沿又送来几枚空壳弹。李湘亲自拆检，不小心让弹壳里的粉末沾到了手腕上，当时他只觉得手腕有点痒，没在意，擦了擦就继续工作。
当天晚上，李湘就发起了高烧，军医给他打了盘尼西林，却没效果。第二天，他的脸上、脖子上又长出了好几个疖子，一碰就钻心疼，身体也开始浮肿，吃不下东西，只能喝几口米汤。
警卫员劝他去后方医院，他说什么都不愿意：
“我走了，将士们怎么办？美军要是打过来，阵地就丢了！”
他让人把担架抬进指挥部，趴在铺着地图的木板上，沙哑着嗓子部署防疫和防御。参谋们看着他嘴唇干裂出血，想喂他水，他却指着地图说：“告诉炮兵，把美军投弹的地方轰平。”
高烧第5天，李湘开始咳血，痰盂里殷红一片。他意识模糊，却还在喊“守住坑道”“别碰弹壳”。第7天早上，他突然清醒过来，让警卫员扶他起来，对着地图上的金城防线画了道红圈：“这里……必须守住。”说完，头一歪，倒在担架上，再也没醒来。
从发病到牺牲，只有8天。军医后来在他沾过粉末的手腕上，发现皮肤已经红肿溃烂，血液里的病菌呈放射状繁殖，那是美军特制的细菌，对常规药物有抗药性。
李湘牺牲的消息传到志愿军总部，彭老总立刻赶去战地医院。当他掀开白布，看到李湘的遗体时，这位身经百战的元帅忍不住后退了一步：李湘的脸肿得变了形，皮肤溃烂深可见骨，根本看不出往日的模样。
“美军到底用了什么？”彭老总猛地转身，对参谋说：“接触过弹壳的战士全部隔离，所有发现昆虫的地区戒严，查！一定要查出真相！”
调查组很快有了结果：弹壳粉末里有鼠疫杆菌、脑膜炎双球菌等12种病原体，部分菌株跟日军731部队的档案完全吻合，原来美军雇了731部队的战犯，在朝鲜搞细菌战。
看着报告，彭老总的拳头攥得咯咯响。他知道，这个消息一旦传出去，后果不堪设想：67军刚失去军长，要是战士们知道军长是被细菌害死的，难免会恐慌。美军要是知道了，肯定会大肆宣扬“志愿军防疫崩溃”，影响谈判。
更重要的是，当时防疫队还在调配药品，要是军心乱了，美军趁机发起进攻，后果不堪设想。
“封锁消息。”彭老总最终下了命令，“对外就说李军长积劳成疾，急性败血症去世。具体死因，等防疫稳了再说。”这个命令，让很多人不解，甚至有人觉得是“隐瞒牺牲真相”。但彭老总心里清楚，这是无奈之举，他要给前线争取时间。
在封锁消息的同时，彭老总一边调沈阳防疫队带着药品和喷雾器上阵地，把李湘摸索的防疫办法编成小册子，每个连发一本；一边让军医挨帐篷给战士们检查身体，教大家用盐水漱口、碘酒擦伤口。
67军的战士们不知道军长是被细菌害死的，只知道“军长累倒了”，一个个红着眼眶擦枪，说：“要守住阵地，给军长报仇。”
同时，中国在国际上开始揭露美军的细菌战罪行。当中国代表在联合国展示带菌昆虫标本时，美国代表脸色煞白；被俘的美军飞行员也供认，自己奉命投过细菌弹。美军的声誉一落千丈，再也不敢大规模使用细菌武器。
1953年7月，停战协定签署。5个月后，一列覆盖着五星红旗的专列驶入石家庄站，李湘的遗体，终于回到了祖国。专列所到之处，老百姓自发地站在路边，举着“欢迎英雄回家”的牌子，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流。
最终，李湘被安葬在石家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