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结果回看，曹操与袁绍当然是决裂了，而且是你死我活的大决裂。
但他们是从小一起长大曾经患难与共的，站在同时代的外人来看，曹操是袁绍的亲信和小弟。
所以，曹操是背叛了袁绍吗？
站在后来者的角度看，背叛可能算吧，但分歧确实早就有了，而且远在官渡之前。
起初的曹操，根本不是一个中心人物。
他起兵时既无强大的宗族基础，也无边镇军源，真正支撑他站住脚的，除了袁绍的支持，就是他与颍川士族之间形成的一种高度现实的合作关系。
曹操早期的政治能力，并不体现在战争，而体现在对秩序的维持。颍川士族之所以愿意支持他，更不是因为他有啥雄才大略，而是因为在当时诸侯之中，曹操最像一个仍然愿意、也有能力把地方治理当成正事的人。
文书、赋税、组织、安抚，这些看似琐碎却决定生死的事务，构成了他最初的优势。
所以，早期的曹操看起来与袁绍是极端相似的。
两人同样依赖士族网络，同样避免过度集中权力，同样在“盟主政治”的框架下运作。
但其实是有区别的，而且非常大：因为袁绍心目中的合作结构是横向的，而曹操所设想和实践的，则更偏向纵向执行。
袁绍要的是贵族联盟，曹操要的是独断专行。
这种差异，在局势尚可协商时并不致命。但随着现实压力不断加大，问题开始显现。
兖州不是徐州，也不是荆州。它既缺乏陶谦那样的缓冲空间，也没有刘表那样稳固的地方士族自治结构。这里的问题，往往需要立刻决断：粮草是否征发、兵力是否调动、流民是否安置。在这种环境下，协商本身就会变成风险。
也正是在这里，曹操开始意识到一个残酷的事实：
士族可以帮助你建立秩序，但并不一定愿意为秩序承担全部后果。
这一认识，直接体现在他与部分士人的分道扬镳上。
陈宫的离开，常被解释为道德冲突，但在结构层面，这更像是一场权力争夺。陈宫所期待的，是一种仍然可以被士人伦理与协商机制约束的强力；而曹操在现实压力下，开始不断压缩，或者说侵占这种约束空间。
在陈宫看来，这是危险的，是可能走向失控的；
在曹操看来，这是不得不做的。
于是陈宫转身选择了吕布。
这当然不是因为吕布更可靠，而是因为吕布更像雇佣兵，至少看起来他完全不嵌入士族本身的管理结构。对陈宫而言，这显然比一个逐渐集权、却仍打着秩序旗号的曹操要安全得多。
类似的张力，也体现在曹操与陈登这类地方士人的关系中。虽非敌对，但也逐渐拉开了距离。
随着曹操不断强化决断权，原本依靠地方共识运转的“合伙人”现象变了，一部分士人开始意识到：他们正在从“共同治理者”，退化为“被使用的资源”。
而正是在这一阶段，一个更深层的危险浮现出来。
曹操开始从袁绍追求的“去中心化”的目标中挣脱出来，在方法论上，他已经站在了“唯我独尊”的边缘。
这一点，曹操自己是清楚的。
袁术的失败，并不是因为他集中权力，而是因为他跳过了治理与承载，用谶纬和神授为权力加冕，结果是结构尚未成形，压力已经全面爆表。
曹操恰恰是在贴着这条失败轨迹行走，却不断踩刹车。
他集中资源，但拒绝称帝；
他靠近皇权符号，却把它当工具而非目的；
他一步步逼近中心，却始终不宣布自己就是中心。
他与袁术的相似性正在迅速上升，当然开始反作用于袁绍。
袁绍之所以能够作为盟主存在，正是因为像曹操这样的人愿意留在他的体系之内。曹操的执行力与现实治理成绩，为袁绍的联盟结构提供了重要支点：证明这套以名望与协商为核心的体系，至少还能产生成果。
但当曹操逐渐脱离这种运作逻辑时，这个支点开始松动。
袁绍看到的，不只是一个潜在对手的崛起，而是一种更危险的可能性：
如果一个同样依赖士族、却敢于集中权力的人可以独立运转，那么“盟主政治”本身的必要性又在哪里？
于是，一个微妙却决定性的变化发生了。
袁绍开始更加依赖内部共识，更加谨慎于任何可能被视为“僭越”的决断。
他不是变得优柔，而是在结构上被迫收缩——用更分散的权力，来维持自身的合法性。
从这一刻起，两人的选择开始对立：
曹操，在不断压缩协商空间，强化中心；
袁绍，却必须不断扩展协商，以维持联盟。
当下，官渡尚未到来，决裂尚未公开，但胜负的结构条件，已经悄然成形。
他们什么时候翻脸已经不重要了，现在已经是理念的决裂，道路的分歧了。
而三国的核心阶段，正是从这种高度自觉、却极端危险的中心化试探中，被逼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