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月的一天凌晨，蒙城城头寒风透骨。临时指挥所里，副官小声问：“军长，阜阳真能顶住吗？”邱维达盯着地图，只回了两个字：“尽力。”谁也没料到，这位黄埔四期出身的师长，很快就要在淮北与刘伯承的中原野战军正面交锋，而结局却是一场意想不到的缘分。
回溯八个月前，1947年5月，孟良崮硝烟未散。整编74师主力覆没，蒋介石痛心疾首；王耀武在济南更是彻夜难眠。部队必须重组，但派系林立，番号、编制一度吵得不可开交。最终，57旅用山东警备第二旅的骨干拼凑而成，58旅拉来广东航空警备旅补缺，51旅保留原架子，这才勉强凑齐“三旅一师”。
师长之位落到邱维达头上，不是偶然。早年他跟随王耀武在第22师共过患难，王耀武一封急电送到南京：“邱才兼文武，可当此任。”蒋介石点头同意。邱维达却自嘲：“这根绳索，又落在脖子上了。”他并不热衷内战，但从军多年，早已无处可退。
重建工作出奇顺利。除了后方三个教导团的旧底子，陆续逃回的团长、副团长和大批俘虏兵也归队。王耀武不断空投弹药、军装，甚至把山东老家的高粱米都拨了过来。不到半年，74师战斗力恢复到七成左右，火炮、机枪一应俱全，比许多“新编师”强得多。
时间推到1948年3月末，刘伯承、邓小平在永城召开前线会议。韩钧汇报：“阜阳守军是74师57旅，火力猛，士气高。”刘伯承皱眉，随即拍板：围城打援。四个纵队东进，准备把张轸兵团从蚌埠拖出来。然而张轸步步后退，阜阳成了硬骨头——中野进攻三昼夜，炸药包一次次送上城墙，却始终打不开缺口。
这座小城为何突然变得难啃？关键就在57旅。罗幸理守城极为谨慎：机枪架上二层窗台，迫击炮设在钟鼓楼；街巷全用沙袋封堵，只留狙击孔。解放军惯用的“打土攻”在这里行不通，部队只能在开阔地挨炸，伤亡翻倍。有战士感叹：“进阜阳，比爬孟良崮还难。”
更险的是空袭。徐州机场每日起飞的A-26、P-47轮番轰炸，弹药并不多，但声音撕心裂肺。中野缺高炮，只能埋头趴在弹坑里。连日下来，不少新兵心理崩溃，转身就跑。刘伯承得到报告，只说一句：“硬打不合算，先撤。”阜阳暂时保住，国民党方面却立刻渲染为“阜阳大捷”，74师名声再度水涨船高。
胜利冲昏不了邱维达。他心知肚明：这一仗靠的是地利与空中支援，真要野外遭遇，中野会以人数、机动取胜。果然，六月宁陵遭遇战说来就来。中野十一纵一路急进，恰撞上74师主力。双方犬牙交错，打到天黑仍分不出胜负。十一纵因连续作战弹药见底，被迫后撤。报纸又登“宁陵捷报”，可邱维达心里没底——部下虽然勇猛，但厌战情绪正蔓延。
七月，74师恢复番号为第74军，编入邱清泉第五兵团。淮海战役揭幕后，74军奉命从潘塘北抄，试图切断解放军侧翼。粟裕洞察先机，苏北兵团闪击徐州机场，邱清泉投鼠忌器，只敢试探，不敢深入。杜聿明在徐州发电报表扬“潘塘捷径”，却改变不了全面被围的命运。
1948年12月，陈官庄雪夜。74军陷入合围，弹尽粮绝。有人建议突围，邱维达沉默许久，终究让警卫连插上白旗。被俘后，他没有被带去战俘营，而是被送到华东野战军司令部。许世友握着他的手说：“老同学，枪丢了就别再捡。”一句话，道破双方几十年兵戎的无奈。
审查结束，邱维达被安排到华东军政大学任教。课堂上，他剖析孟良崮、阜阳、潘塘三战得失，毫无保留。有学员问：“您后悔投降吗？”邱维达笑答：“后悔的是之前浪费了那么多青年生命。”这话不带怨气，却让不少听课的老兵眼眶发热。
1950年5月，南京军事学院筹建。刘伯承点名要邱维达：“懂战史，又熟国军编制，缺他不行。”邱维达动身进京报到，心里七上八下。没想到一到学院门口，副院长张震先敬了个军礼：“老师，欢迎。”两人曾在淮北交手，如今师生相称，尴尬一扫而空。
刘伯承后来与邱维达闲谈，只说一句：“过去过去了，教得好，才是真功夫。”邱维达点头，回到宿舍挑灯写讲义。从此，课堂上多了关于防空、火炮配置、城市防御的专门章节，也多了他一声叹息：“别再让那么多人冲锋陷阵却不知道为什么。”
几年后，新生们操场阅兵，看到灰发老师默默站在人群侧面，没人能想到，当年的阜阳，他和他们的前辈血战三昼夜。历史转了一个圈，把冤家变成同事，把硝烟变成教材。而这条路，是三十万淮海烈士用生命铺就，也是刘伯承与邱维达不计旧怨、惺惺相惜的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