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高平之战，那是后周皇帝郭荣即位后面对的第一场生死大考，战场上，后周军队人数看起来比北汉和辽国的联军少，尤其是第一线部队，显得有点单薄，北汉皇帝刘崇一看这阵势，信心就上来了，立刻派大将张元徽带着骑兵冲锋，后周这边的将领樊爱能，一跟张元徽交手，吃了点亏，他心思就活络了，这仗才刚开打，自己这边似乎不占优，加上郭荣是新君，以前没带过兵，很多老将心里本来就不太服气。
战前，像赵晁、郑仁谦这些将领还因为主张谨慎进军，跟郭荣意见不合被关了起来，这更让军中有些人心浮动，所以樊爱能一看形势不妙，连报告都没打，掉头就跑，他这一跑，旁边的何徽一看，主将都溜了，自己还硬扛什么？也跟着跑了，这就导致了战役初期后周军陷入了极其危险的被动局面，所以说，他们的逃跑，不光是怕死，更深层的原因是军心不稳，对新皇帝的指挥能力和战争前景缺乏信心。
那么，当时站在北汉那边的辽国军队，为什么好像在看戏，不怎么出力呢？这得从辽国皇帝耶律璟说起，这位皇帝对南下中原兴趣不大，更关心自家内部的事情，当初出兵帮助刘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刘崇态度非常谦卑，甚至自降身份，愿意当耶律璟的侄子。
辽国国内那时刚平定了一些乱子，耶律璟也就勉强派了一万兵马，由耶律敌禄带领，算是意思一下，到了战场上，刘崇看见后周人少，觉得自己胜券在握，对辽国援军的态度也就傲慢起来，耶律敌禄曾提醒他后周军可能不好对付，刘崇却直接让他闭嘴，这下耶律敌禄也有脾气了，心想：你行你上啊，我就在旁边看着。
所以开战后，辽军基本是按兵不动，坐观成败，等到郭荣亲自率领禁军奋勇冲杀，后周军士气大振，杀得北汉军队溃败时，耶律敌禄才反应过来，但他手里就一万人，本来任务就是助威而非主力，看到战局逆转，刘崇败势已定，他自然不愿意把自己这点家底赔进去，于是干脆撤军回国了，辽国的这种“不上心”，客观上给了郭荣绝地反击、最终赢得高平之战的机会。
高平之战后，郭荣大力整顿军队，国家实力不断增强，他接下来的重大动作就是三次亲征南唐，历时两年多，取得了巨大胜利，迫使南唐割让了大量土地和人口，但奇怪的是，在明显占据优势的情况下，郭荣却选择了见好就收，与南唐议和，这是为什么呢？首先，南唐毕竟是当时南方实力最强的国家，虽然战败，但根基犹在，抵抗意志依然顽强，郭荣意识到，如果想一举灭掉南唐，很可能陷入一场漫长的消耗战，这对后周来说风险太大。
其次，北方的辽国始终是心腹大患，在与南唐作战期间，辽将萧思温就曾多次袭扰后周边境，郭荣必须考虑，如果自己在南方陷入持久战，辽国趁机大举南下，局面将不堪设想，所以，基于战略全局的权衡，获得实际利益后适时收手，集中力量防备北方，是更为明智和务实的选择，议和不仅能减轻百姓的赋税负担，也能让国家军队得到休整，为下一步行动积蓄力量。
既然选择了与南唐议和，按说应该继续执行之前“先南后北”的战略，逐步平定南方各国，但郭荣却在之后突然调转枪头，发动了对辽国的北伐，这个转变看似突兀，其实有其内在逻辑，一方面，在防御辽国边境袭扰的过程中，后周将领张永德发现，辽军的战斗力似乎不如从前，应对后周军队时显得慌乱甚至怯战。
这让郭荣判断，当前辽国的统治可能出现了问题，军事实力有所下滑，或许是一个北伐收复失地的窗口期，另一方面，郭荣最重要的谋臣王朴曾为他规划了“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的宏伟蓝图，其中“致太平”就包括北伐收复燕云十六州，然而，王朴的突然去世，以及郭荣自己身体状况的日益恶化，可能使他产生了强烈的紧迫感，他或许想在自己有生之年，为这个宏大的目标奋力一搏，哪怕只是取得一些进展，也能为后世打下基础。
于是，北伐之举就此展开，并且初期确实取得了一些胜利，可惜天不假年，郭荣在进军途中病重，不得不班师回朝，最终壮志未酬。
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郭荣为了确保年幼的儿子柴宗训能够顺利继承皇位，可谓是殚精竭虑，做出了一系列周密安排，他首先解除了两位最具威望和兵权的武将——张永德和李重进的实权，将他们调离核心岗位，消除了对皇位的直接威胁，接着，他提拔了资历相对较浅但表现出色的赵匡胤为殿前都点检，同时让韩通掌握一部分侍卫亲军的权力，希望两人能够相互制衡。
在文官方面，他精心挑选了范质、王溥、魏仁浦等几位他认为正直、廉洁、可靠的文臣作为托孤大臣，辅佐幼主，此外，为了寻求外部强援，稳定地方藩镇，他再次与实力强大的节度使符彦卿联姻，娶了符彦卿的另一个女儿（即小符后），希望借助符家的力量来拱卫中央。
然而，历史的发展充满了吊诡，郭荣这些出于稳固柴氏江山的苦心安排，恰恰在客观上为赵匡胤后来的“黄袍加身”创造了条件，首先，搬开了张永德、李重进这两座“大山”后，赵匡胤被提拔到了军队最高统帅之一的位子上，声望和实权急剧上升，成为了最具实力的将领，这为他日后凝聚力量提供了关键平台。
其次，他寄予厚望的姻亲符彦卿，作为历经数朝的老牌军阀，深谙乱世生存之道，讲究的是“多方下注”，在将女儿嫁给郭荣（小符后）的同时，符彦卿也将另一个女儿嫁给了赵匡胤的弟弟赵匡义（即后来的宋太宗赵光义），这种联姻策略意味着，符彦卿在政治上是灵活机动的，他不会无条件地效忠柴氏孤儿寡母，而是会根据时势变化选择支持强者，当赵匡胤势力崛起时，符彦卿的态度自然成了不确定因素。
最后，郭荣选定的那几位文官托孤大臣，虽然个人品德可能无可指摘，但他们或性格刚直、人缘不佳，或缺乏足够的政治手腕和军方根基，在“枪杆子里出政权”的五代末期，面对掌握精锐禁军、且身边聚集了一批能征善战兄弟和谋士的赵匡胤，这几位文臣很难形成有效的制衡力量。
郭荣无疑是一位富有远见和魄力的英主，他在位时间虽短，却通过一系列改革和征战，为结束五代乱世、开创统一局面奠定了坚实基础，他临终前的所有布置，都体现了一位父亲和政治家竭尽所能的深谋远虑，然而，他所处的时代背景——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藩镇割据、武人跋扈、君权频繁更迭——所形成的强大历史惯性，并非个人努力能在短时间内彻底扭转，社会普遍对幼主执政缺乏信心，忠诚的观念远未深入人心，因此，当强主逝去，留下年幼的继承人时，权力结构的重新洗牌几乎是一种时代必然。#太平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