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11月2日清晨，华北平原的雾气还没散去，德州火车站月台上一位四十出头的干部站得笔挺。列车还未进站，他的手心已被汗水浸透。朱永顺，此时的德州地委副书记，正等待一趟从北京驶来的专列。电话里只说“中央首长要谈谈黄河防汛与合作社的事”，他却隐约猜到会见到谁。
列车停稳后，随行人员领他跨进一节普通车厢。厚重的车门被推开，映入眼帘的不是水晶灯而是一张熟悉的面庞——毛泽东。朱永顺愣了一秒，赶忙脱帽行礼。毛泽东握住他的手，语气温和：“是朱永顺吧？坐下说话。”刚落座，主席忽地抬头，语调却转得锋利：“朱永顺同志，你有没有贪过？”
这样直截了当的问题，哪怕战场上见过生死的老兵也会心头一紧。朱永顺站起，声音有点发颤：“报告主席，没有！我怕给咱们共产党抹黑。”对话不过十余字，却像把锋利的刀先切开了虚假，再铺陈出接下来的谈话氛围。
主席微微颔首，在随身的小本子上记下一行字，随即聊起黄河秋汛、水利闸口的闸板是否到位，又询问德州新旧合作社合并时农民的真实反应。朱永顺一一作答，尽量把数字、情绪都讲细。毛泽东不时追问：“社里分红兑现了没有？退社的多不多？”问得干脆，像老农抓起一把土就能估出墒情。
有意思的是，这番谈话持续了约四十分钟，却给朱永顺一种“政绩汇报无人可糊弄”的震撼。出车厢前，主席又补上一句：“记住，群众的账本最清楚。”这一句，朱永顺后来在笔记本上单独划了红线。
毛泽东如此看重廉洁，并非临时起意。早在红军时期，他已多次训诫部队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1932年江西于都腐败案，四名涉案军政人员被当众处决，引起震动。延安时期的肖玉璧因贪污三千余元亦难逃军法，这些往事至今仍让很多老党员心寒又服气。
时间快进到1958年春，黄河冰凌刚退，毛泽东又到山东，点名要见聊城地委书记朱永顺。三年没见，主席仍能准确叫出他的姓名，这份记忆力让随员都暗暗称奇。两人对坐，话题从小麦早熟谈到县里试办公社的做法，末了，毛泽东又老套路般一句：“手还干净吧？”朱永顺笑答：“请主席放心。”
随后到来的7月16日，国家主席刘少奇赴聊城考察。午后骄阳酷烈，地面像烙铁。刘少奇顾不得休息，连连步入农家院落查看粮仓。“老刘，歇歇脚吧。”朱永顺劝道。“时间不等人，”刘少奇摆手，“几十分钟能解决的事，就别拖到晚上。”两人一前一后，又走进下一个院门。
夜里九点多，汇报仍在进行。风扇摇头嘎吱作响，蚊子绕着灯罩飞。刘少奇让笔录员把当天收集的乡镇意见全念一遍，再逐条回应。朱永顺事后回忆，那一晚自己困得眼睛直打架，可一抬头，主席仍精神奕奕，听得极细。第二天清晨，刘少奇只带一名随员继续下乡，嘱咐其他干部“赶紧回去干活”。
地方干部后来常议论，中央首长为何对山东格外上心？答案不复杂：一是黄河每年都考验着北方粮食命脉；二是山东合作化推进快，容易出现“跑冒滴漏”。毛泽东与刘少奇这么频繁地下沉，目的就是把握一线动态，防止“数字出政绩、虚报骗红旗”。
值得一提的是，朱永顺在德州、聊城一职干了近十五年，几次调薪都被他推掉。“还是让年轻人去拿吧，我够用。”他这句话在干部会议上引得一阵轻笑，也让不少人红了脸。晚年回忆那两次被毛主席当面询问，他说：“那话像警钟，敲一次震三年。”
历史长卷翻动到1960年代中后期，朱永顺多次陪同中央领导走基层，未再听到类似的“是否贪污”问句。但他明白，那道考题从未撤下。
毛泽东的警示、刘少奇的抓细节、数十万基层干部的自我约束，共同维系了一个新生共和国的肌理。朱永顺只是其中普通一员，却因那两次“开门见山”的提问，让后来者知道：权力握在手里，心里必须装着清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