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一提唐朝，就只记得万国来朝，灯火长安，却很少意识到，这座世界级大都市从诞生那天起，就埋着一颗定时炸弹，吃饭问题。
关中确实易守难攻，适合当首都，但它并不适合养活一座超级城市。
汉唐时期，关中地区常住人口长期在三百万左右，这不是繁荣的象征，而是一个巨大的负担。
按当时的生产力算，这么多人一年光吃饭就要消耗接近一亿石粮食，而关中即便把能种的地全种上，也凑不出这么多产出，天生就差一大截。
换句话说，长安根本不是靠自己活着的城市，而是长期靠外地输血。一旦外部供粮出问题，城里的存粮撑不了多久，到永淳元年，偏偏天灾，人祸叠加，粮源一断，哪怕你手里有再多铜钱，也买不到一口米。
于是就出现了史书里那句骇人的记录：京师人相食。
这不是个别意外，而是结构性崩溃，对唐高宗来说，坐在长安等赈粮，等来的只会是更大的混乱，与其让十几万人留在城里抢最后一口饭，不如主动撤离，把压力转移出去。
很多人会问，既然关中不产粮，那就从江南、山东调不就行了？问题在于，古代的运输条件根本不支持“随时补货”。
走陆路，成本高到近乎荒谬，一车粮食还没进城，路上牛和人就吃掉大半，运得越多，亏得越狠，等于烧国库。
真正能支撑长安的，只有漕运，也就是走水路，大运河就是唐朝的生命线，一船能拉几百石粮，效率远超陆运。
但问题也在这儿：这条命脉太脆弱了，黄河一发水、三门峡一出事，漕运立刻瘫痪。
那几年，河道险恶，翻船不断，粮食不是慢慢少，而是成批消失，对长安来说，这不是“晚点到”，而是“直接断供”。
帝国越繁华，对漕运依赖越重，风险也越集中。
只要水路一堵，哪怕你是天下第一强国，也会立刻喘不过气来。
唐高宗面对的不是“要不要赈灾”的问题，而是“粮根本来不及”的现实。
真正逼唐高宗下决心“就食”的，是古代无法突破的时空限制，粮食要生长，有季节差。
消息要传递，有时间差，调粮、装船、逆水而上，更是动辄几个月。
等江南的粮真到了长安，城里早就乱成一锅粥了。
相比之下，让人自己走，反而是最快、最安全的办法，十几万人离开长安，不是逃避责任，而是减少消耗，降低风险。
至于海运，在唐朝几乎是不可选项，风浪一来就是全军覆没，没人敢把国运押在海上。
唐高宗的选择听起来荒唐，本质却极其冷静：粮食运不过来，那就把吃饭的人挪走。
这不是昏庸，而是被现实逼出来的最小损失方案。
这件事也撕开了“盛世”的另一面，在农耕时代，再强的国家，也扛不住粮食和物流同时出问题。
所谓繁华，其实是走钢丝，只要某个环节断裂，盛世立刻就会露出饥荒的獠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