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说安禄山，很多人就骂唐玄宗老糊涂，说谁都看得出来这是个要反的配置，偏偏皇帝看不出来，但这其实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你真坐到那张龙椅上，就会发现根本没有“安全选项”，当时的大唐，北边是契丹，西边是吐蕃，哪一条战线崩了，都是直接捅进心脏的事。
要守住边疆，就必须有人能在第一时间拍板、调兵、发粮、提将。
可问题是，中央根本做不到，没有电话，没有电报，一道奏折跑半个月都是常态。
等长安那边讨论完“合不合规”，前线早就血流成河了，所以皇帝只有一个选择：把权力一次性打包，塞给前线主将。
你不放权，今天就死，你放权，可能将来死，唐玄宗选的是后者。
这不是信任安禄山，而是对现实低头，是用未来的不确定风险，去换眼前的确定安全。
很多人以为节度使坐大，是皇帝纵容，其实恰恰相反，是旧制度彻底玩不下去了，唐初的府兵制，本质是“平时种地，战时当兵”，成本低，控制强。
但这套东西有个硬伤：必须有足够的土地分。
到了开元，天宝年间，人口暴涨，土地兼并，国家已经拿不出地了，府兵自然也就死了。
没兵就只能花钱雇，募兵制一上，问题立刻来了：这些职业军人常年驻边，必须有人天天管。
更致命的是，一旦打仗，分权就等于自杀。
管粮的没权拨粮，管人的没权提将，管兵的没权决策，这仗根本打不了。
于是所有权力只能往一个人身上集中，节度使成了集军权、财权、人事权于一体的“超级节点”。
安禄山不是例外，而是这种结构下的必然产物。
真正决定皇帝敢不敢给权力的，从来不是“忠不忠”，而是“看不看得见”。
岳飞死，是因为他在外；杨沂中能活，是因为他在身边，南宋赵构怕武将怕到极点，却唯独放心杨沂中，让他掌禁军二十多年，原因很简单：这个人就在眼皮底下，没有造反空间。
而安禄山呢？人在幽州，手握十几万兵，皇帝只能靠奏报猜他在干什么。
这种信息黑箱，本身就是恐惧的来源，唐玄宗试图用认干儿子、给高官厚禄去弥补距离带来的失控，但这在权力面前根本不值钱。
历史反复证明，在古代这种低通信，慢组织的条件下，疆域一大，就必然要在边疆制造“土皇帝”。
这不是某个皇帝的失误，而是时代的上限，权力一旦离开视线，失控几乎是必然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