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2月27日凌晨两点，广州电报局的值班员忽然接到一道特急加密电报，内容只有一句话：“主席今日赴佛山，接待从简，不得张扬。”这条电报像一颗石子落在水面，立刻在省城干部中激起涟漪，却无人敢声张——一场考验地方干部胆识与胸怀的“突击战”就此展开。
上午十点，佛山地委大院里依旧是一派平常景象。43岁的地委书记杜瑞芝正在翻看前一晚收上来的民情簿，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乡亲们的抱怨：公社大锅饭吃不饱，出工号子响，干活人心却散。就在这时，电话铃骤响，省里传来简短指示：“首长下午三点到佛山。”放下听筒，杜瑞芝只回了两个字：“知道。”身边干部却一下子炸了锅——三个小时，准备招待？还赶上连天霪雨，室外只有七八摄氏度，湿冷钻骨，偏偏首长去年冬天咳疾未愈，这要是着凉，可谁担得起？
杜瑞芝没慌，他先把取暖、电炉、棉被、热水一一交代下去，然后抱着那本民情簿走进会场。有人低声提醒：“书记，等会儿汇报可别太冲。”杜瑞芝笑了笑，拍了拍簿子：“群众把心里话交给我，我要是不转达，亏得慌。”
三点整，三辆吉普溅着水珠驶进招待所。毛主席下车时抖了抖雨衣，看向门口那位个子不高却目光炯炯的中年人，微微颔首。寒暄寥寥，众人刚入座，主席便抬手示意：“先听佛山情况。”屋里顿时静得能听见雨点敲窗。杜瑞芝翻开簿子，声音不大却清晰：“大食堂抹平干劲，等靠要情绪浓；生产队太大，账算不明，积极性打折扣。试着按生产小队分，他干多少挣多少，农民腰杆就直了。”
这番话像一把锋利的小刀，直划制度问题的痛点。有人暗暗替他说冷汗，怕他撞上枪口。毛主席却靠在椅背，眼神明亮。半小时过去，主席摆摆手：“接着讲，再细一点。”就这样，原定三十分钟的汇报拖到九十分钟。末了，毛主席只说了一句：“你这种敢讲真话的干部不多。”
次日清晨，主席匆匆赴广州，沿途仍是连绵雨幕。傍晚，省里紧急召集会议，毛主席开门见山：“佛山那位杜瑞芝，胆子大，很好。包产到生产小队，可以试。”会场里，担心被“冒犯”的领导们瞬间松气。那句“胆子大”成了议程里的注脚，也成了杜瑞芝此后改革路上最有力的背书。
杜瑞芝1920年生，17岁参军，18岁入党，枪林弹雨中练就一身不怕事的硬骨头。1950年随南下干部队伍到广东，足迹遍及珠江三角洲的每一条乡间小路。农村谁家几口人、哪块田产量低，他张口就能说个八九不离十。实地跑多了，他对公社大锅饭的弊端看得透：人多手杂，干多干少一个样，粮再多也摊薄。于是才有那场“石破天惊”的发言。
1962年春，佛山试点将生产队细化到几十户的小队，记工、分粮分明，粮食亩产比上一年硬生生多出四成。数字摆在那儿，省里心服口服。这一年，杜瑞芝被农民们戏称“敢言书记”。街头巷尾流行一句顺口溜：“队长管队计分工，杜书计较为农功。”
时间一晃到了1980年5月，广东省委任命他兼任农委主任。外界以为60岁的他会坐在办公室批文件，可不到两周，他带着笔记本扎进惠阳山区，一个山村一个山村地看。晚上住土厝，蚊虫多，他把毛巾泡水盖在身上继续写统计。乡亲们看得心疼，他摆摆手：“不下田，不知泥有多深。”
两个月后，广东拿出“一户包一片，一包十五年”的方案，稳定了农民预期。但杜瑞芝又转回东江，发现山区外出务工增多，撂荒地成片。他随即调整思路，推介“耕地有偿转让、承包权不变”的办法。干部听得一头雾水，一位老农却拉着他的小本子比划：“我不种田，别人种；我有地心安，口袋还有钱。”方案就这样落地，后来写进省里的指导文件。
有意思的是，铁道兵文工团1962年除夕在中南海慰问演出时，13岁的小女兵李玲诗递花给主席，提到“佛山地委是我姐夫”。主席听后轻轻点头：“你姐夫胆子很大，会说话。”一句玩笑，让小姑娘听得一头雾水，却让身旁的老兵瞬间明白——那正是佛山试点已显成效的见证。
杜瑞芝从不自称改革者，也不善言辞包装。有人问他成功秘诀，他只摆手：“饿过肚子的人，最懂饥的人；摸过泥巴的手，才知土地金贵。”他一辈子没写过回忆录，留下最多的是一摞摞考察笔记。那些笔记后来归档省史志办公室，有专家统计，仅1979-1985六年，他在农村调研的日子超过一千五百天。
1987年离休前夕，杜瑞芝回到佛山南海区一个小村，再次询问农民收成。村支书调侃：“杜老，现在收成年年好，您这份胆子可以歇着了。”杜瑞芝却摇头：“百里不同风，千村不同情，政策要常看常修，哪能歇？”
自1961年那场暴雨里的汇报起，杜瑞芝把“胆子大”当成肩上的担子。他明白，干部敢说真话，仅是开头；敢把真话变成实事，才算对得起土地、对得起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