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2月29日深夜，北京城被北风卷起的雪花拍打着窗棂。国务院小楼里灯光昏黄，电话忽地响起。周恩来放下手中的纸卷，望着刚赶来的余秋里，只说了一句：“明年的计划，五天内要见稿。”一句话，分量胜过千钧。余秋里点头，转身又踏进夜色。
这一幕，在外人看来只是紧张工作中的片段，却映照出周、余之间的信任。时间往前推十年，1958年初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商量石油部长人选。彭德怀脱口而出：余秋里。理由很直白——年轻、肯拼、有办法。独臂将军从此告别枪炮，握住油井的阀门。
年轻并非空口夸。1935年，长征途中，为掩护伤员，他左臂中弹，白骨裸露，却拖着伤臂走完两百多个日夜。到达甘南后不得不截肢，他醒来第一句是“这一觉真香”。伤痛养就的坚忍，后来全都用在石油战线上。
1958年3月，余秋里来到石油工业部，办公室只要了一把椅子，与前任李聚奎面对面。调研一圈，他把勘探重心押在松辽盆地。人手不够，他找周恩来；周恩来一句“动员三万退伍兵”，大庆大会战就这样轰鸣开场。“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这句口号在草原上被风反复吹响。
1962年6月，周恩来顶着沙尘到大庆，看见“干打垒”工棚里一碗高粱米饭，连声说好。余秋里汇报粮库储备，周恩来半真半假地说：“借给国务院一点？”余秋里当真答允，却被总理摆手拒绝：“这是工人的血汗，不能动。”一句拒绝，道尽公私分明。
两年后，我国石油基本自给，周恩来在人大报告里郑重宣布这一成绩。紧接着，毛泽东又把目光投向国家计委。有人说余秋里只是猛将，毛泽东反问：“猛将就不能做计划？”一句话，调令拍板。余秋里领命前往，带着一股新风。
“小计委”的牌子挂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之下，仅三十来人，却要改写“三五”计划的大框架。重、农、轻的新顺序引来不少争论，余秋里挨个跑地方、听口气、改数字。最终稿送中央会议，指标大体通过。从此，“小计委”成为实质上的国家计委。
十多年间，余秋里常被周恩来深夜召见，讨论钢、粮、煤、电的数字。周恩来脸色日渐憔悴，仍习惯攥着一摞文件熬夜。有人形容，那是经济战线上的前哨灯火，亮到天明。
1976年1月初，余秋里因旧伤在广州疗养。7日清晨，电话铃声尖锐刺耳。“秋里，你得马上回来，老人家病重。”王震的声音低沉而急促。话不多，却让人瞬间醒悟。“老人家”是周恩来的代称。余秋里顾不上病体，拎包直奔白云机场。
航班落地首都时，凛冽寒风扑面，机场传来噩耗：周恩来当日上午逝世。余秋里怔在原地，良久才迈步。次日，他走进医院灵堂，见总理遗容，泪如泉涌——六十二岁的中将，泣不成声。记者按下快门，那张满是泪痕的面孔，被无数人记住。
告别仪式后，余秋里回到办公室，桌上仍摊着未完的计划草稿。他摸了摸泛黄的纸张，拿起铅笔续写。有人悄声说：“总理不在了，您也歇歇吧。”余秋里摆手，继续划线、标数。周恩来留下的那盏灯，他要想办法让它一直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