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10日清晨，天安门广场的国旗刚刚升起，身为中央警卫局长的汪东兴站在灰蒙蒙的细雨里，心里掠过一个念头：“主席走了，今后的路更难。”许多人以为，那一刻之后他便逐步隐退，不再过问大事。事实并非如此。时间把他带到了2015年，带到一百岁那天，他才真正同世界告别。回望这近四十年，他的目光始终没离开国家的脉动，尤其盯着两个词：年轻人和历史。
上世纪八十年初，汪东兴主动提出“让位于新人”，辞去所有职务。外界把这解读为急流勇退。可熟悉他的人知道，他把自己安在更高的观察台。他住在北京东城那座并不惹眼的小院，每天清晨练拳、读报，午后批注书稿，夜晚守着收音机听新闻。对外，他低调得像影子；对内，他却像老军人一样把“执勤”二字刻在骨子里。
2011年夏天，南方某报社记者获准叩门而入。那天北京闷热，风从槐树缝里吹进来。汪东兴坐在沙发一端，茶水氤氲。客厅正中悬着一幅王勃《送杜少府》四句诗，落款“毛泽东一九六一年”。老人指着字说，这是“首长”在豫章楼夜谈后即席所题，“这几行字陪我半生，是警醒，也是托付”。话音很平，却听得出感情汹涌。
记者本想多挖些解放战争和中南海旧事，话锋却被汪东兴带到当下。提及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的新气象，他沉默片刻，抬眼说道：“进步很大，可毛主席讲的艰苦奋斗没过时。年轻人别老盯着票子。”短短一句，像钉子钉在木板上。旁人有些尴尬，他却不再解释，端起茶杯轻啜。
这番“向钱看”的批评，绝非老派心态。汪东兴回忆解放初，毛主席身边那件补了七十多个补丁的旧睡衣，“人家劝他换新的，他笑，说国家还穷，省点布。”同事吴连登记录过另一幕：主席用餐时米粒落桌，总是一粒粒拾起来吃；稿费足有百万，他却吩咐统统交公。这种生活观念深深刻进汪东兴的记忆，也成了他衡量后辈的一把尺子。
不过，汪东兴并不排斥变革。他常对子女说，时代车轮向前，谁也拦不住，“但要踩着刹车上坡，心里得有闸”。九十年代金融浪潮初起，北京一些部委大院里议论股票如同议论天气，他只是摆手笑：“看得懂再下手，看不懂就读书。”有人请教行情，他公事公办：“少听风就是雨，国家需要的不是投机倒把。”
相比经济，他对史书更上心。自1990年起，江西弋阳的地方志编纂组隔三岔五来请教。老人每次都搬出厚厚的民国档案，逐字核对。编纂者问他为何如此较真，他说：“今天写错一个字，若干年后就可能变成另一段历史。”有意思的是，他最关心的不止自己亲历，还不断叮嘱要把方志敏、黄道、刘启耀等老同志的资料写全，“别让忠骨埋在厚土里还被灰掩住名字”。
2011年的那次采访结束时，记者起身告辞。门口，他忽然补充一句：“记住，历史不让谁糊弄。”随后摆手示意送客，仿佛刚才的一切只是一段例行值勤。录音里的男声后来被编辑用作专题标题，掀起不小波澜。有人赞老将军“敢言”，也有人觉得“过于守旧”。对这些杂音，汪东兴保持一贯沉默，他的判断从不靠掌声来加固。
步入九十五岁以后，身体大不如前，可《人民日报》每天必读，《求是》每期不落。他标红划线，旁批圈点密密麻麻。有记者见到那本笔迹密布的《若干重大决策的回顾》，问他何必如此较真，他反问一句：“记忆会老化，文字不会，何况这些事关党和国家。”语气不疾不徐，却透出昔日军令的味道。
偶尔，他也翻看新出版的商业杂志，圈出一些“奇术致富”“一夜暴富”的大字标题，摇头苦笑。女儿逗他说：“爸，现在社会节奏变了。”老人连连摆手：“快可以，别丢了魂。”显然，财富本身并不在他的反对名单里，可若为了数字忘了初心，他就皱眉。
2015年8月20日清晨，老将军在家中安静离世。桌上摊开的，仍是一本地方党史校样。医护人员整理遗物时发现，他在封底写了八个字：“当如磐石，莫负斯民。”笔迹已带颤抖，却字字如钉。随后，新华社发布长篇讣告，对他“坚持原则、严于律己”八个字评价颇高。这评价与其说是溢美，不如说是对他百年态度的精准概括。
不少朋友私下议论，如果汪东兴还能再活几年，看到互联网经济、共享出行、数字货币，会否仍旧“有成见”？熟悉他的人给出答案：他或许会提出更尖锐的批评，但不会否定大方向。原因很简单，他一生对国家充满信心，对浮躁却保持警惕。换句话说，他信任宏大的潮流，也相信节制的必要。
人们常说，百岁人生如同一本厚册，翻到最后必有叹息。汪东兴却在尾页写下“真实”二字。对他而言，真实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时间留下的硬指标。年轻人向前冲，用力无妨，但若忘记改写历史的资格来自事实，那就违背了革命年代最朴素的叮嘱。这或许就是他那所谓“成见”的真正内容，也是他留给后来者的一盏小灯——光不刺眼，却能照见脚下的坑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