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零年八月二十五日清晨，东宁前线雷达站的绿屏上突然滑出一道陌生的航迹，正悄悄偏离预定航线，值班军官愣了两秒，随即高声提醒：“目标偏航，怀疑私自改航线！”同伴只回了一句“快报告指挥室！”。从这一刻起，一场事关空军颜面的紧急处置拉开帷幕。
彼时中苏关系刚刚破冰不到一年，边境空域的管控虽然放松，却远未松懈。谁也没料到，制造这条诡异航迹的居然是本团年轻中尉——王宝玉。他驾驶的是一架歼-6，机龄不长，油量加到极限，本该执行例行巡逻。雷达上那条笔直的线却指向北方。值班指挥所赶紧下达呼叫指令，无线电里只剩杂音。十分钟后，距离边境不到二十公里，地面终于意识到：这是一次蓄谋已久的叛逃。
时间回溯到一九八〇年。十八岁的王宝玉以全县第一的分数考进空军某航校。理论考试他常拿满分，模拟机动也干净利落。教员感慨这小伙子“脑子转得飞快”。四年后，他被推荐入党，分配到黑龙江航空团。按理说，技术、学历双优，再赶上国家加大空军投入，仕途应一路畅通。然而性格阴面慢慢浮出：好强、自尊心过剩，不擅与人合作，平日对同僚既少寒暄也缺默契。部队政工部门给出的评语是“过分自我，情绪波动大”。
一九八五年百万裁军大幕开启，对空军却是扩充与更新的机会，优秀飞行员更显紧俏。团里把王宝玉列为重点培养对象，政治处干部隔三差五找他谈心。起初效果不错，他会跟同舱朋友交换飞行心得，也学会在伙房里排队打饭。但一次提干评审彻底点燃了他的不满。同期三名战友晋升副连，他依旧停在原位。评审组给出的理由是“合作意识不足，心理素质待检验”。王宝玉把这句评语记在了心里，成了挥之不去的刺。
接下来是一九八八年的随军名额风波。妻子户口在外地，他急切希望早日团聚，可那时期部队家改指标极少。机关回答只有一个字——等。等字落地，王宝玉顿觉自己被“故意冷落”。首长后来破例安排其妻进师部，可他又要求调往师部本部。副师长当面拒绝，并点明：“个人利益要让位大局。”这番话让王宝玉的情绪彻底拐入极端。
有意思的是，外部阅读也在悄悄施加影响。那几年西方书籍大量流入，王宝玉对所谓“个人自由”“精英流动”越看越心动，甚至相信只要驾机离境就能获得崭新未来。他先把目标锁定台湾，仔细推算后发现航程远、沿途雷达密集，无法保证成功。而苏联远东机场距离驻地不过数百公里，边境线短且气象条件熟悉，于是他把全部精力投入这条线路。
歼-6的有效航程在千公里上下，他需要保证满油升空并抓准北飞窗口。八月二十五日，东北天气晴朗，能见度极佳，他借口执行例行警巡，带着弹药、燃油直冲云霄。地面最初判断是通信故障，可三分钟、五分钟后仍无回呼，紧急级别随之升级。后勤记录显示：起飞前油车为07号机加满箱，说明计划非一时冲动。
飞机穿越乌苏里江上空时，苏联防空部队雷达同样捕捉到陌生目标。冷战惯性还在，对中方飞机进入其领空并不放心，战斗值班机起飞伴飞。王宝玉落地后随即申请政治庇护，苏方先将他带到哈巴罗夫斯克军港临时安置。此时北京已通过莫斯科渠道提出引渡要求。八月二十六日晚，中苏外长热线通话，苏方同意“以人道主义立场”迅速移交。
交接过程颇戏剧。苏联官员先以医疗检查为名把王宝玉眼罩、耳罩一并戴上，解释称“防止记者曝光”。待他意识到身处的竟是中国空军运-8机舱时，已回天乏术。九月初，军事检察机关依据《刑法》第二章第二节有关规定，以叛逃国家、投敌卖国罪提请军审。庭审仅一天，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尽管王宝玉求情“未造成实质损失”，但法庭认定其叛逃行为严重危害国防安全，且主观恶性明显，无可从轻余地。
案件结案后，总参、空军司令部迅速通报全军。随后一年内，飞行员心理评估体系升级，战备起飞程序增设“随机口令确认”“双人塔台复核”等环节；同时，严禁单人携带全油量武装起飞成为硬性条款。空军政治工作部还编写《忠诚与荣誉》警示教材，在各师团轮训，王宝玉的结局被作为反面典型反复剖析。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事件标志着新中国空军涉及战机叛逃的历史画上句号。自此以后，随着部队现代化与官兵思想工作同步推进，再无人驾机外逃。王宝玉原本可以在九十年代空军现代化浪潮中大展拳脚，却在错误的时间点选择了彻底的背离，其代价不只是个人生命，更让部队付出了一整套制度重塑的成本。
试想一下，当年雷达屏上的那道斜线如果没有被及时识破，将引发怎样的外交风波。幸运的是，短短四十八小时内的快速处置避免了更大的损失，也让后来者明白：任何打着“自由”旗号的叛逃，终究难逃法律与历史的清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