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2月的一场雨夹雪，把南京城里的空气冻得发紧。军区礼堂会议刚散，许世友捏着钢笔，久久没有起身，身边的参谋察觉到他罕见的沉默。
会议讨论的是海防建设，可他的思绪却飘回大别山深处。七十岁的老母亲此刻正蜷在土炕角，灶膛里的火星忽明忽暗，屋外的寒风让木门吱呀作响。这个画面在他脑中挥之不去。
父亲病逝那年是1912年，他才六岁。母亲一担柴一篮笋，把六个孩子硬是拉扯到了成年。跌宕的年代教会许世友舞刀弄枪，也让他明白“孝”字最重。抗战、解放战争，他万里奔波，一封家书要几个月才能送达，夜深时常抱着被子想母亲，怕炮火把那个瘦小身影夺走。
1949年秋，他把母亲接到北京。北方干冷，老人家终日打喷嚏。司令员亲自端火盆、递热毛巾，可老人一句“还是山里舒服”就把儿子的孝心击得粉碎。几个月后，他含泪把母亲送回老家，从此“母亲无人照料”成了他胸口的一根刺。
转念，他想起长子许光。这个孩子1935年出生，三岁时他就跟随部队转战，儿时靠曾祖母带大。1948年，王树声把许光从鲁西南送至天津，父子才第一次相认。许光不识字，他当即送入第五航空学校，又转到大连海校。十三年寒暑，海军校尉衔、舰艇驾驶、外语通信，一路考评优秀，正被上级视为重点培养对象。
但母亲已年迈，许世友知道自己再难抽身。1958年冬夜，他把许光叫到宿舍，两盏马灯映着父子俩的脸，“部队能再造人才，可世上再没有第二个娘。”他说这话时喉头发紧。许光沉默良久，敬了个军礼：“听父亲调遣。”短短十个字，几乎耗尽年轻军官的勇气。
第二天清晨，木炭还未燃旺，许世友把儿子介绍给机关干部，摆了两桌极简单的便饭。他举杯只说了一句：“大安，你替爹尽孝。”随后把儿子送回河南新县。许光脱下军装，任县武装部副部长，白天培训民兵，晚上推磨做饭服侍曾祖母，一守就是四十八年。
这件事在军中流传很广。有意思的是，不少战士认为许司令矛盾：他要求部队“以国事为重”，却让儿子离开军营。其实道理并不复杂——对老人尽孝，对国家尽忠，两件事并不冲突，只是要有人替他守住那间茅草屋。
许世友对亲友却绝不徇私。1968年春，他的侄孙许道焰来南京，请求帮忙进化肥厂当工人。许世友听罢摇头：“我是人民的将军，不是许家的将军。”不怒自威，一句话就把侄孙劝回了乡下。几年后，道焰自学成才，当上村支书，乡亲们倒敬他是个实在人。
同类的请求接连出现。两个侄女到广州想走后门参军，他仍然坚持政审、体检一步不少。严格条件筛下来，只录取了一人，另一位灰心丧气地坐绿皮火车返乡。有人替她打抱不平，许世友却表示：部队是打仗的地方，熬不过体检，战场上谁来救？
外界常把他描绘成“脾气爆”，其实更多时候，他极像一位固执的庄稼汉。晚年住在南京中山陵8号，他把后院改成菜畦，种豆、种瓜、养土鸡，还在空泳池里放鲢鱼苗。熟透了，招呼老战友来尝鲜。他自嘲“8号生产队长”，言语里透着泥土的蒸汽。
衣食方面同样简朴。旧军装磨破袖子就一剪刀去掉，稀饭两个馒头配咸菜，一日三餐菜量按“小盘制”避免剩饭。南京军区想给他换辆小轿车，被拒绝三次，“吉普车能颠，正好清醒脑子。”他常这么说。
对工作人员，他有惊人的宽厚。警卫员曾因误触军用电台频率，差点被定“大过”。许世友只回一句：“知错能改。”处分记录最终空白。可对子女，他又严苛到近乎冷峻。越南边境炮声隆隆时，三女儿许华山仍在新婚假期，他下死命令三天之内归队，否则除名。华山日夜兼程赶回单位，以后不敢再有半点懈怠。
一位南京军区副参谋长回忆，许世友收过的“礼物”屈指可数：一捆嘉禾农场的甘蔗、一箱山葡萄酒、一袋家乡核桃外加麻油。他每次都分给机关食堂，自己只尝象征性的一口。至于有人想借送礼“批辆车”回乡，他一句“打仗用的汽车不能送”便堵住了来人的所有话头。
许光返乡那年，老母亲已八十有二。许光一进门，老人抚着孙子的手连声说“好，好”，随后摸出当年缝补的棉背心要他穿。这个场景后来被乡亲津津乐道：一个国家级将门之后，背着锄头走在乡间土路，与乡亲谈种地、谈征粮，没有半点军官派头。
许世友一辈子用刀枪拼来了赫赫战功，却把最难的抉择留给血脉亲情。忠与孝在他身上并非对立面，而是重叠的两道影子；有人替他扛起了家门的责任，他才能把全部心力倾注在军旅与国防。这样的取舍，无需华丽辞藻，老辈军人称它“掏心窝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