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的南京，乌龙潭公园的落叶被风卷起，打在博物馆陈列室的玻璃窗上，发出沙沙的声响。陈和推了推鼻梁上的黑框眼镜，手里紧紧攥着一张发黄的、几乎要碎掉的日记残页。那是他从一批刚刚从日本归还的民间信件中整理出来的。他的指尖微微颤动，不是因为寒冷，而是因为那上面记录的一组数字，正以一种近乎残酷的真实，撞击着他这个历史研究员的灵魂。

很多人都以为，那场持续了十四年的浩劫，不过是地图上移动的红蓝箭头。可当你真正翻开那层被岁月掩盖的厚土，看清那些从海那头涌过来的“潮水”究竟有多庞大，看清那些被欲望和疯狂裹挟的生命最终如何在这片土地上化为尘土时，你可能会感到一种生理上的战栗。说出来你可能不信，那不是几万人、几十万人的博弈，而是一个岛国近乎赌上国运的疯狂倾巢。

陈和深吸了一口气，将日记页放进无酸保护袋。那上面，一个叫佐藤的日军老兵写道：“出发前，村里的神龛前挂满了祈福的千人针，我们以为是去寻找新生的乐土，可踏上大连港的那一刻，我看见的是看不到头的列车。列车里塞满了人，每一节车厢都在吞噬着日本的年轻人，仿佛这个岛屿正在把自己撕裂，然后抛向这片无边无际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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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清楚日本侵华到底来了多少人，绝不能只盯着某个时间点上的兵力。那是整整十四年的持续输出。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日本就像一头贪婪的巨兽，不断地往中国战场投喂。根据战后解密的数据和史料推算，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日本陆续向中国战场（包括东北）派遣的总兵力，累计超过了410万人。

410万。这个数字在陈和的脑海中勾勒出一幅极其压抑的画面。如果你把这410万人排成纵队，每人间隔一米，这支队伍可以从北京一直排到广州，再折返回来。这不仅仅是正规军，还有那些所谓的“满铁”职员、开拓团成员、特务机构以及依附于军队的各种准军事人员。为了撑起这个庞大的数字，日本国内几乎到了“家家无壮丁，处处是遗孀”的地步。

一个名叫赵建国的九十岁老人，由孙子搀扶着，走进了陈和的办公室。老人手里抱着一个红绸包着的木匣子，那是他父亲——一个曾在台儿庄战场上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老兵留下的遗物。

“后生，你帮我看看，这上面的数儿，是真的吗？”赵建国颤抖着打开匣子，里面是一张张用铅笔画的正字，还有一些写在香烟盒背面的模糊字迹。那是他父亲当年在战壕里，盯着对面日军阵地一发发炮火、一个个冲锋的人影，默算出来的。

陈和扶着老人坐下，那一刻，他感觉历史的两端在这一间小小的办公室里对接了。老人回忆起他父亲说过的那个晚上。那是1938年的徐州，月光冷得像冰。对面的日军换了一波又一波，父亲所在的连队几乎打光了。父亲曾问过班长：“鬼子是不是杀不完啊？怎么刚倒下一批，后面又上来一群？”

班长说：“咱们是一个人在守家，他们是全家在搏命。他们把田里的农夫、学校的学生、甚至是快退休的警察都穿上黄皮运过来了。这是要把咱们耗干，也要把他们自己耗光啊。”

这就是那个令人不敢相信的真相之一：为了维持侵略，日本在战争后期甚至将征兵年龄放宽到了15岁到45岁。在那些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很多中国士兵惊愕地发现，对面被俘虏的日本兵，有的还是稚气未脱的孩子，脸上还带着家乡泥土的青涩；有的则是老态龙钟的胡茬大叔，手里甚至还攥着给家里的绝笔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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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到底死了多少呢？”赵建国的孙子在一旁忍不住轻声问道。这个问题，是所有走进这座博物馆的人最常问的，也是最难回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