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九年的冬至，大雪封了京城的路，也封住了苏林最后的体面。

他跪在积雪足有一寸厚的青砖地上，双手冻得青紫，怀里死死揣着一把断了弦的月琴。面前是紧闭的朱漆大门，门缝里透出一丝暖意，却也传出一句冷得彻骨的话：“戏子与狗，不得入祠堂。苏林，你既然从了伶人这行当，苏家的家谱上便没你的名姓了。这雪地里的冷，是你自个儿选的，怨不得祖宗。”

苏林在那门前重重叩了三个响头，雪水渗进额头的血丝里，生疼。他站起身时，腿脚早已麻木，但他没哭。在这个行当里，眼泪是最不值钱的玩意儿，台下流泪是懦弱，台上流泪才是本事。

他转身扎进漫天风雪，走向那座被京城名流捧上天、却又被世俗踩在脚下的“桃源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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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在那个时代，一个唱戏的，哪怕红遍大江南北，哪怕达官显贵一掷千金只为听他一曲，却依然被钉在“下九流”的耻辱柱上，甚至排在乞丐和剃头匠之后？

苏林初进戏班时，师父老顾头正坐在炕头上抽旱烟。老顾头那双眼，像是能看穿三世轮回，他盯着苏林那双本该握笔的手，吐出一口浓烟：“苏家的小少爷，想好了？这一笔划下去，你往后就不是‘人’了，是‘物件’。这世上的物件儿，用时是宝，弃时是草。你得受着这份贱，才能唱出那份贵。”

苏林的堕落，源于一场莫须有的文字狱。苏家倒了，父辈流放，他为了养活病弱的幼妹，只能投奔了这最不齿的行当。

在那个年代，人分三等，流分九等。上九流是帝王将相，中九流是农工商贾，而下九流，则是那些被认为“不劳而获”或“出卖皮相”的人。戏子位列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便在于“无本”。

老顾头教苏林的第一课，不是唱念做打，而是“断根”。

“你得记住了，咱这行，叫‘游娼’。”老顾头的话像刀子一样扎心，“农夫有田，工匠有艺，商贾有货。咱有什么？咱只有这张脸。今日演帝王，明日演乞丐，演来演去，自个儿就没了。一个连自个儿都弄丢了的人，祖宗怎么认你？社稷怎么容你？”

苏林开始练功。那是真正的摧残。为了让腰身像弱柳，他的胯骨被生生压开，疼得昏死过去，醒来还得含着梨膏糖继续吊嗓子。他看着那些师兄弟，一个个在台上是倾城倾国的绝代佳人，台下却要为了几个赏钱，给满身肥油的豪绅下跪敬酒。

社会之所以把戏子划为下九流，最根深蒂固的原因在于“名教”。在儒家统治的社会里，一个人的尊严来自于他的社交定位——你是谁的儿子，你是谁的臣子。而戏子，他们的职业就是“伪装”。

当一个男人穿上红妆，扭捏作态去博取另一个男人的欢心时，在当时的卫道士眼中，这不仅是职业卑微，更是对“纲常”的公然亵渎。他们认为，戏子通过模仿他人的生活来获利，这是一种极其阴险的“欺骗”。更何况，戏子流动性大，居无定所，不交粮税，不入户籍，在管理严苛的封建时代，他们是社会稳定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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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深秋，苏林终于迎来了他的首秀。

那一晚，他是《长生殿》里的杨玉环。当他画上油彩，穿上重达几十斤的凤冠霞披，站在那满目金碧辉煌的戏台上时，他仿佛真的忘记了自己是那个落魄的苏林。台下的掌声排山倒海，那位曾经在酒桌上对他百般刁难的王爷，此时竟也看痴了，随手一甩便是几十两散碎银子，像雨点一样砸在戏台上。

苏林弯下腰，一颗一颗地捡。他的脸埋在阴影里，油彩掩盖了他所有的屈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