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场”与“方法”之间丨第三届泉州（华光）国际影像双年展的策展实践与影像思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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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2019年，泉州（华光）国际影像双年展第一次亮相，从首届聚焦“人类大家庭”，展现摄影艺术跨越时空的力量和行业生态的多样，到2023年第二届设立“规矩与规则”主题，搭建国内外摄影院校、机构的交流平台，再到2025年第三届关注影像创作的“现场”经验与“方法”论证，呈现新的影像语言与表现手法，营造前沿影像实验场域，这个影像项目不仅随着行业发展逐渐找到自己的生长路径，而且在海丝文化与影像艺术之间建立起重要联结。曾写下“涨海声中万国商”辉煌篇章的泉州，因为影像，再一次成为“通远”的焦点。

身为第三届泉州（华光）国际影像双年展艺术总监和总策展人，崔波多年来一直与这个项目同行。在第三届双年展圆满画上句号之际，他回溯了策划的思路、落地的历程，尝试通过展览实践积极回应当下变动不居的影像发展的深层焦虑，为我们理解双年展的构建维度和使命目标提供了一个深入的在场视角。

在“现场”与“方法”之间

——第三届泉州（华光）国际影像双年展的策展实践与影像思辨

崔波

为何是“现场与方法”

筹备第三届泉州（华光）国际影像双年展的那些夜晚，我自己时常陷入一种兴奋又焦灼的状态。兴奋源于我们手握的丰富资源——泉州的千年文脉，华光学院深耕影像教育数十年的积淀，以及一种日益开放的、渴望用文化对话世界的城市姿态。焦灼则来自一个根本性的诘问：在当今这个图像泛滥、意义消散、技术幻觉层出不穷的时代，一个地方性的国际影像双年展，它的核心使命究竟是什么？是打造一个炫目的文化节庆，是呈现一批前沿的技术奇观，还是完成一次按部就班的地域文化宣传？

我必须找到更坚实、更锋利的支点。

最终，“现场与方法”这一主题从大脑无数个单词中浮现出来，并迅速凝聚了共识。它像一把双刃剑，一面试图剖开影像艺术在当代所面临的复杂现实，另一面则渴望为我们的实践提供一个可操作的框架。回顾摄影的短暂历史，“现场”几乎是与生俱来的胎记。从法国人纳达尔（Nadar）乘坐热气球拍摄巴黎，到布拉塞（Brassai）暗夜游荡记录《巴黎之夜》，再到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a）那句“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靠得不够近”，“抵达现场”长期被视为摄影合法性与权威性的来源。这是一种与时间、空间和事件肉身接触的承诺。然而，过去20年间，数字合成技术，网络图像流，特别是近两年爆炸式发展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在不动声色地改写这份契约。一个显而易见的危机是：当算法能凭空造物，当虚拟现实能提供超真实的沉浸体验，当我们的记忆越来越多地由数码存储而非身体经验构成时，“现场”的价值是否已然坍塌？摄影，这个曾经以“见证”为天职的媒介，是否正在滑向一场无关现实的、纯粹的语言游戏？

这正是我提出“现场与方法”的深层焦虑与积极回应。我自己特别相信，“现场”并未消失，而是在数字时代发生了深刻的“迁移”与“增殖”。它不再是那个等待被镜头提取的稳固的外部现实。

这次双年展期间，我和渠岩、崔灿灿、吴达新3位艺术家聊天时，大家也认为，今天的“现场”至少呈现为三重相互缠绕的形态：

第一重，是地理与历史的物质现场。比如泉州洛阳桥那被牡蛎壳覆盖的宋代筏形基础，洛阳老街墙面斑驳的联排骑楼，乃至一个家庭相册里泛黄的照片。它们是时间的沉积物，是文明在空间中留下的顽固刻痕。

第二重，是社会与文化的流动现场。这是由人的迁徙、身份的协商、记忆的传递、社群的互动所构成的非物质场域。它是海丝精神在当代的延续——不再是商品的流通，而是人、影像、观念与资本的全球性流动。

第三重，是技术与感知的混合现场。这是由屏幕、界面、算法、数据流以及被重新“编程”的感官所共同构建的场域。当观众通过手机AR（增强现实）扫描老街墙面触发一段历史影像时，当艺术家利用 AI 将海丝贸易数据转化为视觉图谱时，一个虚实交织的新现场便诞生了。

而“方法”，正是我们切入、理解并激活这些复杂“现场”的钥匙。它远不止于技巧或媒介。在我看来，“方法”至少包含3个层次：技术路径（用什么工具观看与制作）、工作伦理（以何种姿态面对对象，是攫取、对话还是共生），以及展览语法（如何编织作品、空间与观众的关系，以构建一个可被体验和思辨的叙事）。

因此，“现场与方法”与其说是一个主题，不如说是一组不断运动的“关系命题”。它要求本届双年展的每一位参与者，艺术家、策展人乃至观众，都必须成为自觉的反思者：在当下的技术文化条件中，我们如何重新建立影像与“真实”的关联？这种关联不再是天真透明的“反映论”，而可能是一种更具批判性、建构性与想象力的实践论。

探索路径的深描与互文

本届双年展按楼层分区策展，设置了6个核心单元，如同6支派遣至不同前沿的侦察队。它们从迥异的方向出发，却最终在“影像如何应对当代经验”这一总指挥部下汇合，传回各自领域的勘探报告。

路径1：上岸与迁移的并置讨论

策展人海杰是我多年的好友，本届双年展也是我们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合作。他敏锐捕捉到的“上岸”与“迁移”，精准地命名了当代社会一种普遍的精神征候与生存状态。“上岸”这个从考试、求职语境中溢出的网络流行词，指向的是对稳定、安全、明晰的社会位置的向往，是对“悬浮”状态的奋力挣脱。而“迁移”，早已超越了简单的地理位移，成为贯穿当代人生命经验、身份认同乃至影像本体存在的代表性动词。

本单元的作品构成了对这一命题的多声部合唱。郭国柱的《流园》系列，以近乎人类学的冷静视角，记录下城市化进程中那些被遗弃的乡村建筑。它们不是怀旧的挽歌，而是“迁移”留下的、充满无言张力的“现场废墟”。杨欣嘉的作品则关注那些在迁徙中形成的、临时性的民间信仰空间，揭示了精神世界如何随着身体的流动而灵活地“上岸”、扎根。杜尚衡对特定社群仪式的研究性拍摄，则将“迁移”内化为一种观看方法，在看似固定的仪式中，辨析出传统在当代流动中的变形与韧性。

海杰此次最富创见的策展动作，在于他将人的社会性迁移与影像的风格化迁移并置讨论。在人工智能绘画工具中，“风格迁移”（Style Transfer）是一项基础功能，它能将任何图像的视觉效果，瞬间转化为对另一种艺术风格的或拙劣或精妙的模仿。这引发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当影像的风格可以像外套一样被轻易穿上、脱下、置换时，创作的“本真性”何在？艺术家独特的“手感”与“眼力”价值何在？本单元中部分涉及数字技术的作品，正是对此的回应。它们没有逃避这种“迁移”，而是试图在其中主动运作，将风格的流动性本身作为批判和表达的主题。这让我想起艺术批评家鲍里斯·格罗伊斯（Boris Groys）在《论新》（On the New）中的观点：在数字化时代，重要的不再是生产全新的形式，而是如何在无穷尽的循环与重组中，创造出新的语境与意义。本单元的实践，可以看作是对此理论的一次视觉演练。

“上岸与迁移”单元展览现场

路径2：感能与智能的思想擂台

如果要评选本届双年展最富争议，也最具未来感的“思想擂台”，无疑当属此单元。策展人赵伯祚提出的“感能”（人类感知）与“智能”（机器计算）之辩，像一根针，刺破了当下艺术界对 AI 技术或拥抱或拒斥的情绪化反应表层，直抵一个更根本的哲学与美学难题。

走进这个展厅，观众会遭遇一种熟悉的陌生感。许琦、刘高翔、张馨月等人的 AIGC 图像，有着古典绘画的构图、科幻场景的质感或抽象艺术的韵律，但细看之下，形态逻辑中又透露出一种非人的、算法推演的痕迹。这些作品的价值，绝不在于它们“像”一幅好画，而在于它们公开了“人—机”协作的创作黑箱。在这里，艺术家的工作更像是一位“元导演”或“系统园丁”：他们设计提示词（prompt）的“诗歌”，调整生成模型的参数，在 AI输出的海量结果中进行审美判断与筛选，有时还会介入后期加工。创作过程变成了一场持续的、充满意外与协商的对话。

这种过程彻底重塑了我们对“作者”的想象。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宣告“作者已死”半个多世纪后，在AI的语境下，我们或许正在目睹一种“分布式作者”的诞生。艺术家的“感能”——他的情感、直觉、经验、世界观，与算法的“智能”——它的模式识别、概率计算、跨域联想交织在一起，共同孵化出作品。这呼应了策展人在阐述中提出的精妙公式：艺术成为“人类意图×技术响应×世界感受”的动态生成场域。它不再是个人天才灵光一现的产物，而是一个开放系统中多方因素耦合的事件。

当然，这个单元也隐含着未被充分言明的危机。当我们沉醉于这种人机共生的新美学时，是否不自觉地美化了背后支撑 AI 的庞大资本与数据权力结构？这些“智能”所学习的“美感”，是否本质上仍是过去人类艺术史数据的统计平均？它是否会加剧一种新的、更隐蔽的文化同质化？这些问题或许超出了单一展览的承载范围，但正是它们的存在，标定了这个单元的思想深度与讨论价值。

“感知与智能”单元展览现场

路径3：定格与融合的多元叙事

这个由中俄学者联袂策划的单元，为双年展带来了极为珍贵的国际参照系与历史纵深感。作为俄罗斯的摄影史研究的重要学者，伊琳娜·契梅瑞娃（Irina Chemyreva）博士的策展思维带有鲜明的历史方法论色彩。她与策展人刘晓霞共同提出的一个观点令我深以为然：当代摄影的演进，已不再是艺术史学家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所描述的那种线性、更迭、不断追求媒介纯粹性的“前卫”逻辑，也不是一个“旧为根基、新在上层叠加”的金字塔。相反，我们正处在一个方法论平面上，纪实、摆拍、档案利用、身体表演、数字合成、AI生成……各种方法平行共存，彼此对话，并无高下先后的等级之分。

这种“平面性”在参展的各国艺术家作品中得到了生动体现。来自丹麦的汉内·尼尔森（Hanne Nielsen）和比吉特·约翰森（Birgit Johnsen）擅长对科学档案图像进行戏谑而深刻的重构，探讨性别与科技的历史叙事；加拿大的皮埃尔·特朗布雷（Pierre Tremblay）则痴迷于物质表面的微小痕迹，他的影像是对物体生命史的考古学切片；日本的篠田太郎用长时间曝光与精密构图，将时间与空间编织成宁静而神秘的视觉诗；澳大利亚的谢恩·赫尔伯特（Shane Hulbert）则关注后工业景观，在荒凉中寻找几何形式与物质残余的诗意。他们的工作方法迥异，却共同拓展了“摄影何为”的边界。

尤为重要的是中俄高校教师作品展。这个板块超越了单纯的作品展示，揭示了影像教育的核心，即观看方法与思维方法的传递。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姚璐，以数码技术重构中国传统山水，质问“桃源”在当代的虚幻性；南京艺术学院副教授贾方，其作品融合剧场感与历史隐喻；俄罗斯国家研究型高等经济大学副教授阿尔谢尼·梅谢里亚科夫（Arseniy Meshcheryakov）则用抽象的视觉语言提取城市空间的能量。他们身兼教育者与创作者，其作品本身就是一套可供学生解码的“元语言”，示范了如何将观念、研究、技术与个人感受，熔铸成独特的视觉语法。这让我想起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论摄影》中的话：“照片既是客观性的薄片，也是主观性的工具。”这些教师艺术家们，正是在教授如何驾驭这种双重性。

“定格与融合”单元展览现场

路径4：社会与身份的在地实践

如果说前几个单元更多地在技术与美学层面展开思辨，那么策展人黎光波和李俊成的“落地生根：向无限地”以及策展人潘佳琪的“身份的棱镜”这两个单元则为双年展注入了沉甸甸的社会学重量与人文温度。它们共同回答了“在地性”这个双年展无法回避的课题：在泉州办展，究竟意味着什么？

黎光波和李俊成是我非常了解的两个青年艺术家。他们设置的“落地生根”的标题本身就充满了行动主义的姿态。“落地”是俯身向下，扎入具体现实的土壤，是李占洋所设置的重庆街头装置，是胡佳艺关注的边疆社群，也是张小涛聚焦的数字时代虚拟劳工现状。“生根”则意味着长期且耐心地介入，让艺术创作在与地方、人群、议题的持续摩擦中，生长出有机的形态。黎光波、李俊成等年轻策展人倡导的，正是一种“实践优先”的观念。胡佳艺的长期项目将纪录片拍摄与社区服务相结合，张小涛用多屏幕装置呈现其对历史与科技交汇点的考古式研究，他们的“方法”是田野调查，是参与式观察，是合作创作。在这里，艺术不是高高在上的表达方式，而是成为一种社会连接与赋能的媒介，一种理解复杂现实的“新器官”。

潘佳琪策划的“身份的棱镜”则从另一个切面深入“在地性”的复杂肌理。身份问题在全球化和在地化的撕扯下显得尤为尖锐。李立的作品通过对家族迁徙史的视觉重构，探讨个体记忆如何被大历史叙事所冲刷与塑造；周依群则聚焦于地方方言的消逝，用影像与声音记录下那些即将失去承载者的文化密码；吴为的作品呈现由家族往事延伸的生命追索，她用《芬芳一生》治愈自己，也成了无数人倾诉丧亲之痛的出口。这个单元的作品像棱镜一样，将一束名为“身份”的白光，分解为历史、家族、地方、语言、身体等不同光谱。这揭示了一个关键：真正的“在地性”，并非对地方符号的简单征用，而是深入其内在的矛盾、记忆与叙事断层，从中开掘出具有普遍人类意义的命题。

泉州作为千年海港，其文化基因本就是叠加、融合、流动的，这些关于身份探索的作品，恰恰与这座城市的精神底色形成了深层的共鸣。

“落地与生根”单元展览现场

路径5：承载与转化的视觉方案

马崇炎的影像装置《泉州洛阳桥》，在我看来，是“现场与方法”主题最具说服力的视觉化身，堪称本届双年展的“定海神针”。它几乎集中体现了本届双年展的所有核心关切：技术前沿、历史深度、地方文脉、艺术转化。马崇炎动用了1.2亿像素的无人机航拍系统、1.5亿像素的数码后背与技术相机——这样的组合更像科学考察的仪器。然而，他的目的并非制作一份冰冷的测绘档案。无人机的视角将千年古桥解构为一系列抽象的形式与结构；而超高精度地面拍摄则让我们得以窥见石质风化纹理、牡蛎壳钙化层等微观生态，其细节程度超越了肉眼所见。这种在宏观与微观之间的自如缩放，本身就是一种数字时代才可能拥有的观看方法。

在后期创作中，马崇炎进一步实践了“方法”的融合。他将不同时间（潮涨潮落、四季更迭）、不同空间（桥体、湿地、红树林、远山）、不同媒介（静态巨幅图像、动态影像，甚至模拟桥梁结构的立体装置）的素材，在电脑中进行拼贴与重构。这不再是单点透视的风景照，而是一篇关于洛阳桥的多维“视觉论文”。他以此打破文物影像惯常的“纪念照”模式，将桥还原到一个动态的与自然和人类活动持续共生的系统中。

站在最终那数十米长的作品前，观众能够获得的体验是复合的：首先是技术带来的纯粹视觉震撼；继而是面对历史造物伟大智慧的敬畏；最后，是一种奇妙的共生感，看到人类工程的理性与自然力量的野性如何在这座桥上历经千年，长成一体。这诠释了我们所追求的：技术是探索的翅膀，而艺术的感知与思想，才是决定飞翔方向的灵魂。

这件作品让我想起德国摄影家安德烈亚斯·古斯基（Andreas Gursky）那些经过精密数码合成的巨幅作品，通过操控“真实”，最终抵达关于当代社会与空间结构的某种更深刻的“真实”。《泉州洛阳桥》的实践，为“影像如何承载与转化文化遗产”这一课题提供了一个极具启发的方案。

“历史与当下”单元展览现场

作为实践空间的双年展

本届双年展在形式上的野心，是尝试构建3个向度渗透的展览机体：以福建省华光摄影艺术博物馆为“心脏”，实现学术凝练与核心呈现；以洛阳老街为“动脉”，引导公共空间介入与社区对话；并计划以家庭空间为“毛细血管”，探索艺术与日常生活的深度融合。我们将其称为“无墙美术馆”的实践。

在泉州的洛阳老街，艺术不是被请进“白盒子”里的贵宾，而是尝试成为街道生态的一部分。那些悬挂于老宅檐下的“影像灯笼”，内置屏幕循环播放着手艺人的纪实短片，让光影与老街的烟火气交织在一起。社区工作坊里，居民用蓝晒法在帆布上留下家人的身影，这些作品随后又回到他们的家中或街角展出。这个过程，试图打破“创作—展示—观看”的线性流程，形成一个“参与—生产—归还—再语境化”的循环。

这种实践受到“关系美学”（Relational Aesthetics）与“社会参与式艺术”（Socially Engaged Art）思潮的影响，但更探寻“润物细无声”的融合。我们并不追求法国策展人尼古拉·布西欧（Nicolas Bourriaud）在探讨“关系的形式”时所定义的那种在特定时空内发生的、高度仪式化的“人际互动”，而是希望艺术能像盐溶于水一样，缓慢地改变社区的文化味觉，激发居民对自身环境在历史上与美学上的自觉。这当然极其困难，充满了不确定性。作品的语境可能在嘈杂的街道中被稀释，社区参与的动机可能复杂多元。但正是对这些困难的正视与尝试，才使双年展有望超越一个有时限的项目，开始触及“文化生产与地方生态共建”的长远命题。

作为未完成状态的思想方案

作为第三届双年展的艺术总监和总策展人，在梳理成绩的同时，我更愿意将聚光灯转向那些不足、困境与未竟的思考。一个缺乏自我批评意识的展览，其学术生命是可疑的。开展之后，在日常的展厅巡视中，特别是游走于每个楼层影像之间，我发现在“国际语言”与“地方肌理”的咬合上，我们仍处于浅水区。

虽然邀请了多国艺术家，但多数作品是成品“空降”。真正的深度对话，应如针灸，需要找到国际议题与泉州本土“神经元”的精准连接点。譬如，全球性的移民问题，与泉州悠久的华侨史、当下作为制造业重镇吸引的庞大流动人口之间，是否可以催生出更具在地敏感性的联合创作？未来，我们或许需要更早启动国际艺术家驻留计划，让“外来者”的视角有足够时间在泉州的文化土壤中发酵。

我还发现，技术批判的维度有待强化。我们在“感能与智能”单元展示了技术的创造力，但对技术背后的政治经济学、数据殖民、生态代价等阴影面触及不深。德国媒体理论家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曾说：“媒介决定了我们的处境。”我们的展览展现了新媒介带来的新处境，但对“谁决定了媒介”“媒介的算法中编码了谁的价值观”等权力问题的追问，尚显薄弱。这需要策展人具备更广泛的技术哲学与社会学视野。

另外就是公众参与的“深水区”挑战巨大。工作坊和社区展览打开了大门，但如何避免将其变为一种“文化福利”或“情感消费”？如何建立更平等的合作模式，让社区居民不仅是“素材提供者”或“活动参与者”，而是成为共同定义议题、塑造作品的“知识生产者”？这要求我和我的策展团队从“策划者”转向“协作者”与“平台搭建者”，工作方法需要根本性的转变。

我个人感觉，关于影像艺术本体的激进实验可以更加大胆。双年展在题材、观念和技术应用上展现了广度，但在影像的时间性、物质性、听觉维度以及展陈方式的根本性突破上，仍有巨大空间。我们可以从威尼斯双年展或明斯特雕塑展等国际案例中学习，比如它们如何通过对空间、身体与作品关系的考究，将观展本身变成一次不可复制的知觉事件。

作为方法与镜像的泉州

第三届泉州（华光）国际影像双年展终将闭幕，展品会被撤下，人群会散去。那么，它留下了什么？

在本届双年展 200 多万的传播流量数据中，我认为最重要的遗产或许不是某件作品，而是一种方法论的示范与地方意识的激活。我们试图证明，一个位于非一线城市、依托院校资源的双年展，完全可以凭借清晰的问题意识、严谨的学术架构和开放的实践姿态，参与全球当代影像艺术的重要对话之中。

泉州，在整个过程中，远不仅仅是一个背景或题材。它本身就是我们思考“现场与方法”的核心方法与镜像。这座城市的本质就是“融合”：中原文化与海洋文化的融合，传统信仰与商业精神的融合，古老遗产与年轻活力的融合。它本身就是一个经历了无数“迁移”并在持续“上岸”过程的生动现场。因此，以泉州为现场与方法的双年展，其终极追问或许是：在文明冲突与交融日益激烈的当今世界，一种基于对话、共生与创造性转化的文化实践是否可能？影像艺术能否为这种实践提供独特的感知工具与叙事语言？

当观众在博物馆中凝视《泉州洛阳桥》的微观裂痕，在老街巷尾邂逅“影像灯笼”的微光，在“上岸与迁移”的作品前照见自身的漂泊与向往时，一场关于我们时代生存处境的静默对话就此发生。这，或许就是双年展所能承载的最朴素也最珍贵的意义：它不提供答案，而是邀请所有人，共同成为这个时代的提问者与见证者。

展览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