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带兵打仗的人看来，扬州这块地界，从来就不光是几条街、几座楼那么简单。
这就好比是南京大门口的一把锁，或者是顶在喉咙口的一把尖刀。
想当年，隋朝大军南下吞并陈朝，贺若弼就是踩着这块跳板过的江；赵匡胤灭南唐的时候，这儿的城门一破，那位写词的李后主基本上也就只能收拾铺盖，准备去开封当俘虏了；再看后来清军入关，史可法在这儿把命丢了，那弘光小朝廷的日子也就屈指可数了。
这笔账，连路边的孩童都能算得明白：把这儿守住了，南京城才有安稳觉睡；把这儿捏在手里，就能死死掐住大运河的咽喉，不但能把清廷的运粮道给断了，还能顺手给自己搂进大把的钱粮物资。
这么浅显的道理，太平天国那帮大佬能不知道？
心里跟明镜似的。
可怪就怪在，从1853年一直折腾到1858年，太平军前后三次把旗子插上了扬州城头，三次把清军的主力打得找不着北，可折腾到最后，他们竟然都做出了同一个决定：不要了，走人。
这情形，活像是一个穷得叮当响的汉子，连着三次摸到了金库的密码，钻进去扛了几麻袋钞票就溜，压根就没动过要把整座金库占为己有的念头。
是脑子进水了吗？
当然不是。
实在是这笔买卖，太难做了。
咱们把日历翻回到1853年。
那会儿，太平军刚在南京落脚，一个个心气儿高得很。
罗大纲那边刚把镇江拿下，林凤祥、李开芳顺手就捅破了扬州的防线，两千多个清兵直接就被送去见了阎王。
说实话，这头一回进城，太平军是真打算把这儿当家过的。
只不过后来林、李二人带着两万精锐去北边打仗了，留下来看家的是曾立昌。
这头一次当家作主，硬是挺了八个月。
但这大半年过得，简直就是受罪。
城墙外面，琦善领着一万多八旗兵和绿营兵，扎下了一座“江北大营”，天天就跟贴膏药似的，在扬州、瓜洲、浦口这一带跟太平军死磕。
日历翻到1854年正月，东王杨秀清碰上了一个让人头都要炸开的难题。
北上的林凤祥、李开芳被困住了，那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
救吧，手头没闲得发慌的兵；不救吧，那两万个跟着起义的老弟兄就得全交代在那儿。
杨秀清手里的筹码就那么几块。
他心里的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扬州这地儿虽然金贵，但它毕竟是个死的；北边那两万个身经百战的老兵，那可是太平天国的命根子。
为了把人捞回来，杨秀清只能拆了东墙补西墙。
一道命令发下去，让曾立昌别守了，赶紧带人北上去救火。
这一撤不要紧，太平天国对待扬州的态度算是彻底变了味儿：从“想占地盘”变成了“取款机提现”。
过了两年，到了1856年初，这种心思就更露骨了。
这回领头的是秦日纲，跟在他屁股后面的，是后来赫赫有名的陈玉成和李秀成。
这帮人在镇江玩了一出漂亮的迷魂阵，李秀成绕到清军屁股后面捅刀子，陈玉成从城里往外猛冲，把围着镇江打了好几年的吉尔杭阿揍得满地找牙。
紧接着，这支打红了眼的队伍跨过长江，跟猛虎下山似的，把托明阿坐镇的江北大营冲了个稀巴烂，一口气拔掉了清军一百二十多座营盘。
扬州城再一次姓了“太”。
这会儿，周围连个能喘气的对手都没了，托明阿早就吓得魂飞魄散。
按说，这可是在这儿安家落户的绝好机会。
可秦日纲接下来的举动，让外人都看傻了眼：搬家。
他让人把城里的粮食、火药、布匹一股脑儿全搬出来，运到镇江交给吴如孝看管，然后大部队拍拍屁股，准备回南京。
为啥？
归根结底还是四个字：人手紧缺。
当时摆在太平天国面前最大的拦路虎，是江南大营的张国梁。
这货是个硬茬子，外号“铁公鸡”，难啃得很。
杨秀清为了把这块硬骨头嚼碎了，连石达开都从江西给调了回来。
在杨秀清的棋局里，所有的赌注都得压在这一场决战上。
留人守扬州？
那就得把兵力给摊薄了。
在大决战的前夜分兵，那是兵家大忌。
于是乎，扬州在他们眼里，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露天仓库。
只要没兵守，这城就是个累赘；还不如把东西搬空，留座空城给清军去填，自己把拳头收回来，集中精力去打歼灭战。
等到1858年，第三次拿下扬州的时候，那种无奈的味道就更浓了。
这时候的太平天国，刚经历完那场惨烈的“天京事变”，杨秀清、韦昌辉都成了刀下鬼，石达开也负气出走，整个天国就像个大病初愈的病人，虚得很。
李秀成虽说想干一番大事业，可翻翻家底，寒酸得让人想哭——属于他自己的嫡系人马，满打满算不到七千人。
他本来想去啃江北大营的德兴阿，结果在扬州边上的大刘村反而被人包了饺子，连着丢了十三座营盘。
要不是那会儿八旗兵攻坚的本事太烂，李秀成这条命估计就得交代在那儿。
没招了，李秀成只能发求救信。
他给陈玉成写了封信，俩人在枞阳碰了个头，合计这棋局该怎么解。
陈玉成这一来，场面立马就不一样了。
这位被称为“英王”的年轻将领，打仗就讲究一个字：快。
他先是在安徽、河南一带转圈圈，装出一副要北伐的架势，把江北大营的清军晃得晕头转向，然后突然杀了个回马枪，在乌衣强行渡江，一口就把德兴阿的援兵和冯子材那五千精锐给吞了。
紧接着就是浦口那一仗。
也就两天功夫，德兴阿手底下两万多号八旗和绿营兵，直接被打没了影。
李秀成趁热打铁，顺手就把瓜洲、仪征和扬州又给拿回来了。
看着形势一片大好，可熟悉的剧本又一次上演了。
李秀成和陈玉成把扬州城里的军用物资打包，连同粮食一块儿运回天京，然后主动撤了个干干净净。
没过几天，张国梁又派人喜滋滋地“收复”了扬州。
这又是图啥？
说穿了，是因为太平天国得了一种“富贵病”——地盘看着挺大，手里能打仗的精兵却快死绝了。
当年从金田村起义带出来的那些老底子，那是死一个少一个。
在天京事变之前，太平军最风光的时候，能硬碰硬的精锐顶天了也就六万来人。
这六万人里，两万多去北伐送了命，剩下的还得去西边打仗、还得守天京老巢。
到了1858年，陈玉成和李秀成手里的兵，看着人多势众，可真正能跟湘军、八旗精锐掰手腕的“王牌”，那是少之又少。
守城，那是个填人命的活儿，得有“死士”往里填。
扬州孤零零地悬在江北，一旦你占了，清军立马就会像苍蝇见了血一样围上来。
要是留的人少了，像当年的曾立昌那样，根本守不住；要是留的人多了，主力的机动部队就被钉死在这儿了。
陈玉成和李秀成，那是当时太平军手里仅剩的两把快刀，他们的价值在于跑起来，在于在运动中不断地吃掉敌人。
让他们蹲在扬州守死城？
那是极大的浪费。
再说了，长江上游的湘军正顺流而下，天京的脖子上始终架着一把刀。
一旦扬州那边吃紧，还得从上游抽人回援，这种两头受气的仗，残血状态的太平天国根本扛不下来。
所以说，扔掉扬州，看着像是走了步臭棋，其实是走投无路之下最聪明的法子。
三次进城，三次弃城，这背后透出来的，是一个政权从娘胎里带出来的致命伤：他们始终没能搞出一套能让精锐部队源源不断再生的机制。
当打仗变成了拼消耗，哪怕你的战术再高明，算盘打得再精，也架不住“无人可用”这四个冷冰冰的大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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