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7日清晨，上海外白渡桥的枪声刚刚停息，第三野战军开始全面接管这座远东第一大城市。硝烟尚未散尽，城市却要立刻恢复运转：电车得开，银行得算账，上百万市民还要吃早饭。陈毅被任命为上海市长时，手里没有现成经验可抄；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普通人相信，换了旗帜，生活不会乱。
入城前后，陈毅把“军纪和民生”念成了两句紧箍咒。5月10日，他在松江召开干部会议，反复叮嘱进城不能扰民。会后，他又跑到仓库检查粮秣，生怕部队伙食不足而去找市民摊派。有人调侃：“老总这样操心，倒像要当管家。”陈毅摆手：“兵不掠民，城才能坐稳。”语气平静，却透着一股子不容置疑的劲头。
接收工作铺开速度惊人。仅一星期，金融、邮电、公安、交通四大系统接管完毕；五月底，人民币在南京路公开流通，金圆券的黑市哀声一片。工人们拿到新工资票，最关心的仍是肚子问题。粮食从哪里来？郊区的稻谷够不够？陈毅干脆自己跑到南市、闸北以及苏州河畔几处粮行，交代国民党留下的账册一笔也不能动手脚。目光一严，没人敢偷秤短斤。
6月初，工商界掀起一场风声鹤唳的饭局风波。大户刘靖基想请陈毅吃饭，市委内部却争论不休，怕被扣上“向资本低头”的帽子。陈毅一句“吃饭也是工作”打破僵局，他带着几名同事赴宴，还让孩子坐在一旁啃面包。座上酒菜丰盛，他却只夹了几筷青菜，聊来聊去，聊的全是稳定就业和减少失业。“资本也要吃饭，工人也要吃饭，上海这口锅得一起端。”一句话说得对方心服口服。
然而，真正考验还在街头。六月份某天上午，陈毅和两名警卫微服到北四川路做市场调查。肚子咕咕叫，他拐进一家门面不大的面店，招呼一句：“同志，多放辣椒。”店伙计抬眼打量，悄声往后厨喊：“一十，两碗阳春面，多辣。”陈毅听得纳闷，但没开口。面端上来，碗大料足，葱花绿得发亮，他夹了一口，味道不错。
几分钟后，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农牵着破草帽进门，衣角还沾着稻泥。店里没剩位置，他便坐到陈毅对面，小声说要一碗阳春面。伙计转身高喊：“十一，一碗阳春面。”语气淡得像在报废纸。陈毅挑眉，盯着老农碗里只有寥寥几根面条，再看看自己那碗堆得小山似的，心里腾地冒火。
“把你们老板叫来！”一句话震得桌面作响。店伙计被吓得面色发白，结结巴巴冲进后堂。警卫提醒说这是市长，伙计额头立刻渗汗。老板闻讯赶出，不待陈毅开口，已扑通一声鞠躬。原来“一十”在他们行话里指“干部”，意思是面要足；“十一”代表“乡下人”，面可少给。新政权刚宣告一律平等，旧习气却钻进一碗面里。陈毅盯着老板，只说了七个字：“改，不改就关门。”声音不高，却压得人喘不过气。
老板连连道歉，立刻让厨房按照统一份量重煮。老农捧着新上的面，激动得手抖，悄声道：“多谢，多谢。”陈毅摆手：“谁来吃，都是客。”整间小店鸦雀无声，唯有汤勺撞碗的清脆声响。消息不胫而走，当日下午，市工商局贴出告示：任何商户不得歧视顾客，一经发现，停业整顿。条例简短，却把平等写到了筷子尖上。
这件小插曲很快飞遍全市。有意思的是，第二天一早，南京路不少面摊自发挂出“阳春面，一律四两”的牌子。工人看见点头称快，郊区进城卖菜的农民也敢坐下吃上一碗。有人嘀咕：“陈市长就像一把尺子，把先前的弯弯道道拉直了。”话糙理不糙，上海秩序从细节立起，让民心稳了，自然天下太平。
治理城市，除了抓纪律、讲平等，陈毅还紧盯经济命脉。6月中旬，他批准成立上海财经接管委员会，重整外汇、储蓄，遏制投机倒把。几家老字号银行试图暂缓人民币兑付，他干脆把负责人请到市府楼，掷下两句话：“信誉是金，你们自己掂量。”当晚，各行网点排起长龙，兑换顺畅，市场情绪顿时归稳。
接下来几个月，陈毅把目光移向重工业复产。宝山大化肥厂缺煤，他调派苏北储煤船昼夜进港；江南造船厂要钢板，他给华东军区发电报要运半成品。厂房冒烟了，工人返岗了，上海的夜色又亮起霓虹。市民说得最直白：“马路上车多了，说明好过了。”
回头再看那碗阳春面，其实不过是治理理念的缩影：要让每个人感受到改变，必须从最寻常的吃喝入手。无论是资本家、工人，还是披着蓑衣的老农，都在同一张餐桌上，靠公平与秩序分得那一筷子热气腾腾。若问陈毅当年为何发火，答案并不复杂——把新中国的“人民”二字坐实，从来要落到最细微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