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周刊编辑部的年度书选已经持续存在了逾二十年。在这二十几年中，我们选出了众多触动心灵、启发智识、开阔眼界的书籍，试图让这些书籍帮助我们相对更好地面对生活，面对自我。书籍是自我的渡口，它在人类生活中一直帮助我们走出唯一的选择、驶向不同的方向。在阅读的顿悟中，我们或者向内走向潜在的那个自我，或者向外踏入未来的思考与陌生的过往，所有书籍都在不同程度上帮助着我们，让“自我”涉过泥潭，去往存在的宁静。
今年，我们再次从一整年的好书中遴选出了11本值得阅读的优秀书籍，秉持着“公共立场、专业品格、独立精神、现实情怀”的原则，与读者一同领略不同维度的思考极点。
2025新京报年度阅读推荐特刊。
我们正逐一在书评周刊公号二条推送这11本被评委和编辑部选择的好书以及特别致敬奖项。本篇为《殉道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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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阅读推荐
2025
《殉道学》
作者：（苏）安德烈·塔可夫斯基
译者：李芝芳 刘馨浓
版本：理想国|云南人民出版社 2025年7月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1932年生于俄罗斯札弗洛塞镇，是诗人阿尔谢尼伊·塔可夫斯基之子。曾就学于苏联电影学院，1961年毕业。他的电影曾经赢得多项国际性大奖；第一部长故事片《伊万的童年》于1962年获得威尼斯影展金狮奖。其最后一部作品《牺牲》荣获1986年夏纳影展评审团特别奖，同年12月，塔可夫斯基因肺癌病逝于巴黎，享年54岁。
致敬词
塔可夫斯基的电影一直被认为充满繁复的意向与难解的隐喻，如何理解他的创作观？在谜一般的电影之下，隐藏着怎样的思考？《殉道学》为我们展现了一份艺术家的思想地图：它是电影哲学随想录，也是市井生活记。在《殉道学》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不同以往的塔可夫斯基：他创作电影，也修建房屋，他思索艺术，也记录账单。日常生活的烦恼与快乐，一一流淌于笔尖。塔可夫斯基说，我们不是为了追求幸福而存在，有些事情比幸福更重要。
我们致敬《殉道学》，致敬一颗深邃而充满烟火气的灵魂，也致敬那些比幸福更重要的事情——我们共同拥有的灵魂与日常。
答谢词
感谢新京报将《殉道学》选为年度阅读推荐书目。很荣幸能够作为译者之一参与《殉道学》的翻译和出版过程，也由衷为塔可夫斯基这份珍贵的手记能与更多中文读者见面感到欣喜。
《殉道学》不是一本用来供人膜拜的“神作”，它没有名言式的思想总结和普世性的价值判断（虽然日记里的金句俯拾皆是），也不为电影史上那些久经争议的谜题提供确凿的答案，其中更多的是塔可夫斯基的私人情感和日常絮语。所以不必把这本书当成神话，它更像是一份来自故人的邀请，邀你与他一起怀疑、犹豫、挣扎，一起前往意识深处，探寻自我的真相。
——刘馨浓（译者）
对话作者
这本书
新京报：你是什么样的契机开始接下这本书的翻译工作？
刘馨浓：《殉道学》的整个翻译、编辑和校对过程一共耗时五年，我从2023年开始参与其中，跟李芝芳老师共同进行了《殉道学》的翻译，之后和理想国的李恒嘉老师一起完成了编辑和校对。因为我此前有过在俄罗斯生活的经历，又有几年编辑从业经验，本身也是塔可夫斯基影迷，所以有幸能和这本书结缘。
李芝芳老师毕业于格拉西莫夫电影学院，从事苏联电影研究，对苏联和俄罗斯电影史非常熟悉。李老师是站在专业角度对文本进行诠释，我可能更多是从一个影迷的角度，考虑对于不具备电影史背景的普通读者来说，在阅读日记的过程中希望了解哪些信息，把它们以注释的形式结合到了这本书里。
新京报：作为一本塔科夫斯基私人记录的大部头作品，这本书获得了很好的口碑。很多业内人士会担心没有人再读这样的大部头，你的观察是怎样的？
刘馨浓：读《殉道学》肯定不是一个轻松的过程，不仅体量巨大，而且因为日记本身具有的私密特性，文本蕴含的情绪强度也非常高。我觉得读者未必排斥篇幅，而是不愿把精力过多投入在和自身经验没有切实关联的阅读里。
虽然《殉道学》不迎合阅读效率，但文本的质感和分量都足够吸引人。它会回馈给读者一种难得的“切身”之感，让阅读过程本身成为自己生命体验的一部分。
新京报：塔可夫斯基的艺术观念与电影实践影响了很多导演，包括国内的电影创作者。你如何理解他的电影观？
刘馨浓：塔可夫斯基的电影带有强烈的个人化特质，尤其是像《镜子》这样近乎自传的作品，当年他曾因此被不少苏联同行诟病。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作品里的自我表达其实是非常内敛克制的，他尝试的是以自己的私人记忆为载体，去书写人类普遍的生命经验，通过影像来探寻人们潜意识中的秘密——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他的电影能吸引众多有着其他文化和宗教背景的导演。
新京报：在这本书里，塔可夫斯基也记录了很多他的私人生活，包括整修房屋，花销记账等等。让读者看到了这位艺术家导演的生活化的一面。你觉得这本书最打动您的地方是什么？你如何看待塔可夫斯基的艺术与生活中的不同面相？
刘馨浓：我觉得这些琐碎的记录恰恰是《殉道学》中最动人的部分。塔可夫斯基在日记中花了很大篇幅记录装修、布置房屋之类的细节，可以看出来，他跟“家”一直有着很深的感情羁绊，这一点在他不同时期的作品里也有所体现。比如《飞向太空》里凯尔文父亲家的布景，就是直接复刻了当时正在装修的米亚斯诺耶房子的立面图。在《乡愁》的结尾，出现在废弃教堂中的不是意大利的建筑遗迹，而是塔可夫斯基度过童年时光的俄罗斯村舍。
在最后一篇日记下面，有一张他临终前手绘的建筑设计草图，这座房子直到他去世时也没能建成，他在图上写了一句话，让人看了深受触动——这么一位在世界电影史上举足轻重的伟大人物，竟然是带着对“看不到的家”的巨大遗憾辞世的。
塔可夫斯基在艺术上极端严苛，在生活中却有脆弱、焦虑，在命运面前手足无措的一面。这种反差很容易让读者产生共情，当然也为理解他的作品提供了更多角度。
这个人
新京报：你认为《殉道学》在塔可夫斯基的创作与研究中占据怎样的地位？
刘馨浓：在我看来，日记是理解塔可夫斯基最重要的文本之一。《殉道学》里很多有关创作构思和艺术理念的段落，在他的电影作品和创作谈《雕刻时光》里都能找到对应——日记里呈现的是这些构思和观点一步步成型的过程。在拍摄《乡愁》期间，他的私人日记和工作笔记有一部分是重叠的，能看到影片里几个关键场景数易其稿的经过。
和观看电影、阅读创作谈相比，读塔可夫斯基的日记更像是潜入他的一段人生，见证他的犹疑、自责、否定，和他共同经历生命的重大转折，也和他一起展开与自我的博弈。
新京报：翻译这本书时遇到的最大障碍或者挑战是什么？
刘馨浓：日记原文中有大量的简写和缩略语——有时一句话只有看似毫不相关两三个单词，甚至只有几个字母——俄文版对这类内容进行了原样保留，但译文如果这样处理，无疑会给阅读带来极大难度。所以在中文译本里，我们尽可能根据上下文线索还原了完整的表述，逐一核实了文中以缩写字母代称的机构、街道、地名，甚至是药方和事项清单，这些都是相对比较花费精力的过程。
另外对我个人来说，翻译《殉道学》最大的挑战（同时也是最大的魅力），可能来自整个过程中的“无我之感”——作为译者，不得不回应作品里让自己或爱或憎的一切，哪怕是作为读者想要回避的那一部分。这个过程要求你沉浸在作者写下文字时身处的情境当中，尽最大能力去把握他随时间不断变化的感受和情绪，同时还要学着放弃自我表达、克制“阐释”或者“美化”的冲动、对抗价值判断的本能。能够不把主观想法投射到文字里，只呈现自己看到和理解的一切，其实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
新京报：AI飞速发展的当下，很多人在讨论人工智能可能会取代翻译（以及很多其他工作），你对这类讨论怎么看？会因此有焦虑或担忧吗？
刘馨浓：人工智能对翻译的筹备效率确实能起到提升作用，尤其是和原文相关的一些人物、作品和历史事件，借助AI来检索可能比人工查阅更方便。但目前，文字信息的取用和表达方式的斟酌仍然要靠人的大脑来完成——除了对AI提供的信息准确度的辨别有赖个人经验之外，人类大脑对文字背后传递的复杂情绪的微妙直觉，也是目前算法尚不具备的。
我觉得现阶段AI可以成为辅助工具，让译者更专注于那些需要灵性与共鸣的部分。另外对于文学翻译来说，处理文字的过程本身就能提供非常大的情感价值回馈，这是依靠AI工作没办法体验到的。
这一年
新京报：你认为在当下的生活中，阅读这本塔可夫斯基的生活与电影记录，能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
刘馨浓：塔可夫斯基的日记反复呈现出一种自我拉锯感，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他长期处在“与自我不和解”的状态，但恰恰是这种状态支撑了他的创作。读他的日记至少给我自己一个启示：不一定要急于寻求自洽、要赶在某个年龄节点达成与自我的和解，创造往往就来自于一个人和自己的漫长斗争。
新京报：这一年你的生活与工作状态是怎样的？
刘馨浓：这一年生活和工作节奏相对缓慢，所以也有更多时间反思和自省。翻译《殉道学》的过程让我对“完成一项工作”的理解发生了变化，更愿意为一件事的复杂性和持续完善留出空间。
新京报：接下来还有怎样的翻译计划吗？
刘馨浓：暂时还没确定，未来仍然希望能继续参与和俄罗斯文学、电影相关的翻译工作，也期盼能有合适的契机，把更多时间留给需要耐心打磨的佳作。
本文为独家原创文章。采写：张婷；编辑：宫照华；走走；校对：薛京宁。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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