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12月的一个寒夜，天津市第一轻工业局礼堂灯火通明，几十名技术员围着一只拆开的苏制手表，屏息凝神。那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
对新中国而言，钟表并非小事。铁路、邮政、工厂都要准确计时，可市面全靠进口腕表，价格动辄顶半年工资，一停产就没得修。
彼时，国家刚刚启动第一个五年计划，156项重点工程侧重重工业，轻工只能自力更生。天津人若不自己想办法，手腕上永远戴不上写着汉字的时计。
天津聚集了全国近八成轻工厂。华北钟表厂会做木钟，华威钟表厂能做闹钟，却从没人摸过腕表机芯。瑞士、苏、美三家垄断着全世界的精密时间。
1955年1月，市里组建手表试制组。江正银、孙文俊、王慈民、张书文四人住进二十多平方米的小库房，外门贴着话：“一天也耽误不起。”
设备寒碜：四台旧皮带车床，几把锉刀，一支借来的苏产千分尺。没有图纸、没有数据，只有一腔不服输的劲头。
他们挑中苏联“SINAGO”15钻粗机表当先生。拆解、测量、复装，循环到深夜。有时刚拼好，零件又散成一桌，仍得重来。
失败记录贴满墙，一天改十几次方案，夜里听得见钟声，却更像倒计时。谁也没想过放弃。
擒纵叉最磨人，公差十几微米。王慈民盯着放大镜，手指在砂轮上往复，磨出血泡也不抖。他说，零件要听话，先得让心静下来。
“再来一次，能行！”张书文低声给伙伴打气，这是现场唯一被记下的原话。两个月百余次失败后，3月24日凌晨，最后一颗螺钉拧紧。指针走了十分钟没停，四人互望，只听得见机芯嗒嗒声。
首块国产机械腕表定名“五星”。银白表盘上五颗红星排成弧线，下方铸着“中国制”。翌日，《天津工人日报》整版报道，引得全城轰动。
五一前夕，又有五块样表赶制完毕，赠给劳动模范。有人戴上表，激动地说：“咱们中国人，终于把时间抓在自己手里了。”
试制组很快扩充到三十多人，目标升级为瑞士“TITUS”17钻防水表。工序更细、误差更小，仿制仍告成功，天津手表厂雏形就此确立。
工艺突破离不开配套。为把钻石轴承国产化，厂里派人跑沈阳轴承厂求援，又摸索用人造红宝石替代天然红宝石，成品率从三成蹿到八成。
1958年，新厂在河北区投产。流水线旁挂着口号“东风压倒西风”。同年，“东风”牌细机表投向市场，价格低于进口品一半还准时。
1973年，带有“Sea-Gull”英文商标的“东风”系列漂洋过海。香港商家惊叹其日误差不过十秒，订单一批接一批，国家因此获得宝贵外汇。
统计资料显示，1978年前后，全国每两块国产手表，就有一块出自天津。海鸥机芯年产量突破三百万只，跃居亚洲前列。
唯一幸存的首块“五星”样表，如今收藏在天津博物馆恒温柜。金属壳略显斑驳，红星依旧耀眼，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的名片说明一切。
人们围观那只老表，常有人低声说：再小的齿轮，也能驱动大国工业的分针。这句话，与当年试制组的倔强目光，恰好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