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河北遵化出了档子事，外界看着挺大，当事人却静得像的一潭死水。
王国藩，这位连坐了三届中央委员、名号响当当的大人物，忽然间被撸到底，啥官衔都没给他留。
既没给换个地儿接着干，也没保留啥待遇，他二话不说，卷起铺盖卷就回了西铺村。
锄头一扛，他又变回了那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老农。
从北京的大会堂一下子跌回穷山沟，这滋味，换谁心里都得咯噔一下，搞不好得气出一身病，或者满肚子苦水没处倒。
可王国藩倒好，跟没事人似的。
那架势，不像被贬，倒像是去外头串了个门，这会儿也就是回家歇歇脚。
这老头心里这股子定力，其实源自他骨子里的一套生存法则。
想弄明白这套法则，咱们得把日历往前翻，翻到1952年的那个秋天。
那时候，新中国刚满三岁。
地是分下去了，老百姓手里有了田，可这庄稼咋种，成了个让人头疼的大麻烦。
国门外头，那帮洋人正搬着板凳等着看笑话。
早在1949年夏天，西方报纸就放过狠话，大意是说：谁当中国的家都得被吃饭问题绊个跟头，到现在也没见谁能迈过这道坎。
这话听着扎心，可也是实情，正好戳到了那时候的软肋上。
拿遵化县西铺村来说，地主是打倒了，可穷根儿还没拔。
村里头，吃了上顿没下顿的人家比比皆是，有的家里穷得叮当响，全家老小合穿一条裤子，谁有事出门谁套上。
那时候摆在王国藩眼前的，就是这么个烂摊子。
1952年10月，守着西铺村那盏忽明忽暗的煤油灯，王国藩碰上了这辈子最难的一道选择题。
当时找上门的，是村里最穷的23户人家。
大伙儿合计着，想把地凑一块儿种，搞个初级社。
这想法挺好，可实际情况简直就是个黑色幽默。
这23户人家有啥家底？
除了230亩巴掌大的薄地，要钱没钱，要种没种，连像样的农具都找不出一把。
最让人哭笑不得的是牲口。
整个社唯一的“重型装备”，是一头驴。
这驴还不是他们独有的。
有四分之一的所有权归社外的人，他们这帮人只占了四分之三。
十里八乡的闲得没事，给这个奇葩的“股份制”起了个损到家的外号——“三条驴腿”。
紧接着，冷言冷语像雪片一样飞来：“一帮子靠救济粮填肚子、穿救济衣过冬的‘穷棒子’，能成啥气候？
等着瞧吧，早晚得散伙。”
这会儿，王国藩只能在两条道里选一条。
头一条，认怂。
接着等国家发救济，或者各自回家攒点家底，等以后富裕了再折腾。
当时绝大多数人都这么想，毕竟“穷帮穷，越帮越穷”。
第二条，硬扛。
这不光得胆子大，还得有一套能把死棋走活的“新路子”。
王国藩咬咬牙，选了第二条。
他心里有本明白账：钱咱们没有，农具咱们没有，牲口咱们缺条腿，可咱们有人啊。
要是把这23户单拎出来看，那是穷得掉渣。
可要是把这帮人捏成一个拳头，把力气往一处使，那就能变出钱来。
那会儿正赶上寒冬腊月。
按北方老理儿，这是“猫冬”的时候，大家都缩在热炕头上唠嗑。
可王国藩坐不住。
他领着社员们，一头扎进了深山老林。
说白了，这就是一场精明的“空手套白狼”。
山里有啥？
有干柴，有野味。
这些东西是大自然白给的，不用掏本钱，只要肯卖力气。
于是，在那个冻得人直哆嗦的冬天，王国藩带着大伙儿玩命砍柴。
他们把原本闲着打瞌睡的冬闲日子，硬是换成了白花花的票子。
这笔钱，到了转年春天，就变成了种子，变成了大车，变成了崭新的农具。
一年干下来，这个被外人断言“兔子尾巴长不了”的“穷棒子社”，收上来的粮食比那些单干户足足多了三倍。
这哪是运气好，这分明是抱团取暖的胜利。
这一仗打完，王国藩不光把肚子填饱了，还把名声打到了中南海。
“穷棒子社”的事迹传到了北京。
毛主席那是啥眼光，一眼就瞅准了“王国藩路子”背后的分量。
当时国家底子薄，要是全国农村都张嘴等国家拨款，那新中国就是有座金山也得被吃空。
王国藩这事儿说明了个道理：不用国家掏腰包，农民自己抱团苦干，照样能翻身。
这恰恰是毛主席最想看到的样板。
毛主席不光夸这个社是“全中国的脸面”，到了1957年2月见着王国藩时，还紧紧握着他的手，称他是“给共和国立了大功的人”。
从那一刻起，王国藩就不再是个简单的庄稼汉了，他成了那个年代的一面旗帜。
往后的日子，王国藩的仕途跟坐了火箭似的。
1969年进了中央委员会当委员，后来又连着当了两届。
官当大了，地位变了，围在身边的诱惑也跟着来了。
这就到了他人生第二个紧要关头：这“官”和“民”的界限，到底该咋划？
按常理，都干到这个级别了，把家里房子修整修整，那是天经地义。
上面有关部门也确实提过，要给他换套像样的大宅子。
换个别人，稍微推辞两下，也就顺水推舟答应了。
可王国藩愣是没干。
他始终窝在西铺村那几间破旧的老屋里。
一直撑到1995年，那房子破得实在是没法住人了，家里人才把房子翻盖了一回。
可即便房子新了，屋里的摆设还跟以前一样寒酸。
外人看这是“死心眼”，甚至觉得这老头有点“不通人情”。
可要是咱们往深里琢磨，你会发现这是王国藩对自己身份的一种死守。
他心里跟明镜似的：他的根在西铺村，他的底气是“穷棒子精神”。
真要是搬进了深宅大院，两脚离了泥土，那个领着大伙儿进山砍柴的王国藩，也就名存实亡了。
这种清醒劲儿，在1966年周总理去视察的时候，表现得淋漓尽致。
1966年4月29日，周总理陪着外宾到了西铺村。
那时候总理快七十了，一路颠簸，累得够呛。
身边的工作人员看着心疼，想跟地方上打个招呼，午饭稍微弄得丰盛点。
在那会儿的人情世故里，这几乎是不用说的事儿。
可周总理一听这茬，立马沉下脸来，坚决不答应。
他撂下一句话：“午饭标准必须跟当地老乡一个样。”
吃饭那会儿，周总理还特意把几个老农叫到桌上，边吃边拉家常。
这顿饭，其实就是个无声的表态：不管官当多大，屁股必须得坐在老百姓这条板凳上。
王国藩这辈子就是这么干的，所以当1978年那场变故砸下来的时候，他才能那么淡定。
从中央委员变回老农，别人看着是“掉下来了”，在他看来，这叫“归位”。
回村后的王国藩，还是那个省吃俭用的倔老头。
他常跟后辈们念叨要吃苦耐劳，就像当年在油灯底下动员大伙儿进山砍柴一样。
不过，故事的结局也不是一点遗憾没有。
1978年以后的西铺村，有一阵子变得挺尴尬。
地方上的头头脑脑因为种种顾虑，不敢碰王国藩这个曾经的大红人，也没想着借借他的名气。
这事儿挺让人惋惜。
王国藩在上面和民间都有那么大的号召力，可惜在那个转折的当口，被晾在了一边。
就像当年那头只有三条腿的驴，虽然看着不全乎，可要是使唤好了，本来能拉动更大的磨盘。
2005年7月30日，王国藩走了，活了86岁。
这话里头，全是想念，也透着股失落劲儿。
那个在一穷二白的时候，敢牵着“三条腿的驴”跟老天爷叫板的胆气；
那个身居高位的时候，还能守着破屋不挪窝的清醒。
回过头来看，王国藩这一辈子，其实就把一笔账算明白了：
当个人的那点事儿跟大伙儿的命运绑在一块的时候，吃苦那就不叫吃苦，那是存钱。
这笔存款，他花了一辈子去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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