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有际，思无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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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202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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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天涯》2026年第1期，以开放姿态看世界，用“跳出海南看海南”方式呼应时代，用文化和文学关切封关的历史性时刻。本期“作家立场”栏目推出“青年生活的新可能”讨论小辑，在当下青年身陷“内卷”与“躺平”拉扯的现实中，聚焦新村民和数字游民等乡建者的青年生活新可能，为当下青年提供新生活的新希望。
新村民是指从城市回流到乡村定居或长期生活，以“村民”身份而非“客居者”角色参与乡村建设、治理和产业发展的人群，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数字游民则是借助互联网远程工作，得以在全球范围内自由迁徙的新职业群体。近年来，包括海南在内的各地政策的精准扶持与社区建设的不断完善，推动数字游民群体成为连接城乡资源、激活乡村活力的重要力量，为乡村振兴注入全新动能。
新村民和数字游民作为新兴群体，正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他们通过引入新理念、新技术和新资源，为乡村注入了发展动能。《天涯》2026年第1期“青年生活的新可能”讨论小辑展现的正是新村民和数字游民等乡建者的精神新貌。
今天，我们全文推送该小辑中潘家恩、 刘懋兴的《找一个乡村，重新养育自己》一文。
“青年生活的新可能”讨论小辑
从“净是土”到“是净土”
——转型时代乡村的价值与可能
潘家恩 刘懋兴
2025年7月，在福建省屏南县龙潭片区三村（龙潭村、四坪村、墘头村）举行的为期14天的“数字游民生活周”，十多位在地共创人、二十多位外部核心共创人、三百多位流动村民，举办了百余场共创活动，内容涵盖人文艺术、科学技术、社会组织创新、乡野漫步、手工技艺、生活活动六大类别。组织者除关注“数字化乡村”与“乡村数字化”，还紧扣新社区、新连接、新时代中乡村多元价值与可能形态等议题。半个月里，古村中既有过节式的热闹，也出现了来自全国各地数字游民与新老村民结合碰撞后的生活，视野开阔的数字游民对人的价值的理解与乡村的价值相互激发，让古村充满着现代气息，有人认为这才是未来“一线乡村”应有的样子。活动期间和随后，天南海北的流动村民通过“线上+线下”等方式欣喜地谈论着各自的发现及这些偏远山村给自己所打开的新世界，自豪地展示着自己在村中别样的旅居生活。
数字游民生活周
这让我想起两年前的一次培训，在介绍完屏南案例后，一位重庆村支书课间找我交流，风趣地说：在你们“城里人”看来“是净土”，在我们“村里人”看来“净是土”……这恰如初到屏南，老村民常好奇我们为何老爱用手机拍天空，熟悉后则问我们，这有什么好拍的，天难道不都是这样吗？面对这样的“错位”与“无感”，不能不推动我去思考，这样的“错位”与“无感”背后是什么？又有着什么样的启示？
可以说，类似的冲击与思考在过去五年一直萦绕于心。2020年8月，一次意外的重逢，让我被家乡正在进行的前沿探索所深深吸引。作为宁德人，对屏南的处境还是知道的，身为山区小县和曾经的省级扶贫开发重点县，经济总量长期位居福建省和宁德市后列，曾有俗语云“屏南屏南，又贫又难”，当地人也常自嘲为“兵家不争之地”。偏僻、贫困、人口外流是其在工业文明时期不无尴尬却无比真实的状况。然而近年来，该县却以“弱鸟先飞”的勇气和“无中生有”的创新挤入传媒与学界视野，在乡村文创与古村活化方面走在全国前列。
作为长期“以他乡为故乡”的乡建工作者，来自故乡的实践再次唤醒并激发了我，让我放弃出国访学，重回实践一线，在象牙塔与泥巴墙间往返穿梭。一晃五年过去，对屏南的扎根观察与在地实践仍在继续——作为时代转型背景下长达十年的群体性实践，屏南探索既非简单的“好人好事”，也非不可“复制”的个别与“例外”，其蕴含着转型时代乡村建设的新图景与新可能。
“愚公”变“李白”
五年前，笔者首访龙潭村，屏南县传统村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总策划林正碌老师在与笔者交流中谈及他对“愚公”变“李白”的思考。在他看来，新时代的屏南山区不需要古代“愚公”，因为其所关心的交通、劳动及生活便利等问题，已经被工业文明与当前各级政府逐步解决，眼前不仅无需移山，还倡导守护“青山”。“新的时代带来了新的机遇，可以此岸就地现代化……最重要的是从人开始改变，这时候他看这座山，不是看山就讨厌，而是变李白了——‘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当他耐心发现他的世界充满价值，愿意去定义的时候，于是就产生了价值。”（引自2020年8月5日本文第一作者与林正碌在龙潭村的访谈。）就在这次谈话中，林老师还提到当前我们正进入智能时代，需要新的“地理大发现”，作为谈话地点的龙潭村，恰好实实在在地印证着如此充满想象力与创新性的思考，我惊呆了。
时间过去了五年，就在“数字游民生活周”开始的五天前，有网友在浙江发表微信推文《诗仙李白也是数字游民？》，认为“数字游民的本质不仅仅是关于技术和地理位移，更是关于一种突破空间束缚、用创作连接世界的生活哲学”。作者认为从这个角度来看，李白确乎就是古代的“数字游民”，因为李白的一生，就是一场关于空间自由的诗意实验。他没有固定的办公室，没有朝九晚五的束缚，整个天下都是他的工作空间，李白对“工作与生活”的理解和实践更是数字游民的终极梦想——工作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工作（十遛，《诗仙李白也是数字游民？》）。
在屏南，这种时空穿越与大胆探索不只停留在想象之中。坚持公益艺术教学并积极使用数字技术的林正碌十年来在屏南持续不断地“两手抓”：一手以“人人都是艺术家”为理念教农民（特别是常被视作劳动力“残值”的老人、妇女和儿童）与弱势群体（如残疾人）画画；另一手以“人人也是媒介者”为引领鼓励村民们在数字空间中“被看见”并获得传播，让“空心村”变“网红村”。进一步说，屏南很早就是“广义数字游民”的实践地了，早在该概念流行的十年前，林正碌、程美信、陈子劲、张勇等艺术家即已基于互联网技术，在乡村实践以创意旅居为核心的新生活方式，并吸引了国内外设计师、自由职业者等早期“游民”入驻，同时完成从“游民”到“新村民”的转变，创意旅居与艺术乡村相互激发并彼此成就。
龙潭村的农民们在林正碌带动下学起了画画。宁德市委组织部供图
关于“愚公”是否可能变“李白”，当然是见仁见智，但却可为我们提供一个崭新的视角，去思考中国社会正在进行中的结构性变革及对乡土社会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据笔者观察，当前中国正处于从“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从“传统经济”向“数字经济”的三大转型之中（潘家恩、吴丹、刘坤，《乡村要素何以回流——福建省屏南县文创推进乡村振兴的经验与启示》，《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具体到乡村来说，一方面，大量老村民外出务工，“由乡入城”流动加剧，乡村“空心化”与价值虚化已成为当代大部分村庄与现实生活中“愚公”的日常；另一方面，新世纪以来至今，随着新农村建设与脱贫攻坚的全面展开，国家二十多年来持续向乡村投入所形成的“五通到村”（水、电、路、气、宽带），让大部分乡村的交通物流等获得实质改进，其与互联网彻底普及相互配合，突破了传统的城乡区隔与各类约束限制，乡村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偏僻、封闭、落后不再是不言自明的现实。
而随着城乡中国的到来，不仅城乡形态与关系发生着深刻变化，大家对何谓优质生活也有了新的理解，曾经短缺的各类工业产品成为过剩，良好的生态、清新的空气、洁净的用水、合理的通勤时间、宜居的生活环境和简单的社会关系反成稀缺。特别是，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让工作方式日趋多元，远程办公与旅居乡村成为便捷时尚的新可能。现代化并非只在远方和都市，“就地”“就近”也可能实现；“乡愁”也不意味着过去，同样可能召唤出更具“未来感”的新型乡村社区。
正因这种时代转型，屏南获得弯道超车的“比较优势”，传统村落群和自然环境较少在工业文明阶段受到破坏，反而保留了较好的古村、生态和人文历史资源，使屏南将曾经的“劣势”转化为生态文明与数字时代的“优势”成为可能。
为了接住这一“转型红利”，当地政府解放思想并积极作为，政府市场社会协同发力，以“不拘一格用人才”为理念，通过“引进高人+引来新人+引回亲人”，广泛吸引各类人才并形成集聚效应，以“一人一策、一事一议”方式陆续引进艺术家林正碌、程美信、复旦大学张勇、中国美术学院陈子劲等团队，同时为各类新村民旅居乡村创造条件，以人才为杠杆推动乡村各类产业发展。自2015年以来，已有三百余位新村民在屏南乡村生活、创业，探索时代转型下的新生活方式与新产业形态。在这些相对开放的乡村里，各种叠加态陆续出现，文创与农创科创相互激发，“斜杠村民”们创造出了不少“无中生有”的产业，为乡村带来新的想象空间。
总之，交通条件的改变与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让城乡间的“双向奔赴”与“双向流动”更为便捷；而城乡转型和生态文明的迈入，让乡村价值进一步突显，不仅是乡村需要我们，我们也需要乡村！
新主体与新业态
福建农林大学王松良教授在屏南实践时曾指出新时代乡村振兴的两大“难处”：没有人的乡村，为谁振兴？缺乏人才的村庄，靠谁振兴？对于大部分村庄来说，随着“撤点并校”的后果显现，大量农村妇女因照顾就学儿童而搬迁至县城或乡镇，不少村庄“三留守”（老人、妇女、儿童）已仅存为“单留守”（老人），这让留守人群心理压力与劳动负荷进一步增加，陷入“空心化”和“乡村衰败”恶性循环。
然而，新趋势和新可能同时也在发生。2024年7月，由开放时代杂志社、西南大学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主办的第十二次开放时代工作坊“从无主体到多主体：新变化与新可能”在屏南县四坪村举办。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二十余位专家学者和实践者结合全国各地正在出现的新现象进行讨论。大家认为：面对时代转型，乡村发展不能就乡村论乡村，在参与主体和产业形态上需要有认知上的转变。
自2015年起，屏南县通过“引进高人、引来新人、引回亲人”让乡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除老村民外，还出现了包括新村民、新农人、云村民等多元主体。以熙岭乡龙潭片区为例，2017年至今陆续引进林正碌和屏南乡村振兴研究院等团队，对原本荒废的龙潭、四坪、墘头进行整村改造并开展古村“活化”，同时创建各类平台以形成人才集聚与创业创新氛围，吸引来自香港、上海、南京、深圳、武汉、福州等地的“新村民”近二百人，在外务工人员也逐渐回流，曾经偏远的“空心村”纷纷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其中，该片区的四坪村户籍人口四百多，外流最严重时仅剩十八人在村常住，村内房屋大多残垣断壁。随着各类人才的回流与“文创+农创”的赋能，古村重新焕发活力——不仅吸引了全国十几个省市的新村民前来创业生活，2022年还创新推出代表生态经济和数字经济的“云村民”，以“破圈”方式吸引更大范围的人才和资源回流，成为全国首个“四民”村庄（老村民、新村民、荣誉村民、云村民），并与重庆市巴南区鱼池村缔结为全国首个数字化“友好云村庄”。
选择旅居乡村的“新村民”有着不同的缘由与动力，既是对新社会条件下多元生活方式的追求与探索，也是不同程度上对日趋异化之城市体系和生活状态的反思与逃离。他们不一定“以农为业”，却正以多种方式“以乡为家”。而对于返乡“新农人”来说，他们多是在外打拼的本村人，身份和特征上比较复杂，既可谓老村民里的新村民，也算是新村民里的老村民。因为社会条件及业态的变化与家乡情结，他们再次回到生养自己的村庄。除此外，云村民、数字游民、流动村民等互联网时代的新兴群体也应运而生，其介于一般“游客/访客”与长期在地生活的“新老村民”之间，尝试突破传统地理空间限制，以“线上+线下”方式更灵活地参与村庄建设并共享优质美好的乡村生活。对于饱受“人才”与“人气”短板制约的村庄来说，此举有助于利用数字赋能吸引城市人才、资金、技术等要素远程支持乡村，建立城乡间的情感联结与资源通道，打破城乡二元对立的传统逻辑，缓解普遍存在的乡村“空心化”困境。
游客们到四坪村追寻“向往的生活”。人民网记者 兰志飞摄
正是如此多元的主体在屏南村庄联结互动，共同创造着“低班味”的工作与“高品质”的生活，再次激发出村庄的活力与内在生命力，让乡村的多元价值得以彰显。
有了新主体，自然会产生新的需求，原本单一的农业生产无法满足多元主体丰富多样的生活需求，由此催生出新的供给与业态——除了传统农业和乡村旅游外，民宿、咖啡馆、面包房、书吧、直播、创意餐厅等原来只存在于城市的业态也开始在乡村发生。昔日的偏远山村出现了新的“靠山吃山”，所“吃”的不仅是山货，还可以是山区的多样物种、凉爽气候与密负氧离子。近年来该片区柿子火爆“出圈”即是生动例子，当成片红柿与古村老宅交相辉映于自媒体时代，在新主体眼前的，不仅是遍布全国的常见果树与传统农业，也是拍照打卡的自然风景，还是“柿柿如意”“万柿如意”美好意涵，更是充满流量与社群链接的社会节日……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并相互引发，激活了乡村本有的“百业”肌理。
也可以说，一方面，新主体创造着新业态。老村民视而不见的“净是土”却可能是新村民与云村民欢呼兴奋的“是净土”，让蕴含于乡村但却长期“沉睡”的景观、康养、文化、生态等多元价值得以发掘。呈现多元价值的新业态自然是多维叠加的，生产、消费和传播不再割裂，生产、生活与生态也可以平衡。在好山好水之间品一杯咖啡的同时，创意旅居的新村民可能正在做一场引流带货的现场直播，移动办公的云村民可能正在构想一出精彩纷呈的网络短剧，这就是转型时代乡村的新可能；另一方面，新业态也引育着新主体。恰因有了新业态，农业不只是让很多人望而却步的种地养猪，传统农业原来可以直接与二产三产联结，并叠加创造“N产”的可能，这让新主体不仅有了“用武之地”，也获得与城市相比“有别少差”的生活环境，进而让他们获得扎根村庄的土壤与条件。
乡村点亮生活
十多年前，上海世博会有口号“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近些年，越来越多人意识到，还应该加一句“乡村，让人们更向往”。是啊，随着城乡融合时代的到来，人们对于优质生活的定义发生着微妙变化，高品质的乡村生活逐渐成为城里人“向往的生活”。与之相应，乡村不再是贫困与落寞的代名词，也可能是现代都市人的疗愈之所，特别是出现了新主体和新业态之后，乡村因为历史厚重且与自然共生而内含着深层的多样性，不再只是要素净流出的空间与等待被改造的对象，也非城市的反面或背面。乡村自身有着包括文化、生态、情绪在内的多元价值，对于长期在标准化与程式化中生存的现代人来说，反而具有点亮生活的新可能。
例如，在屏南，原本破败的村庄经过设计修缮，传统老宅融合了现代元素，成为兼具美学、生态与文化价值的新空间。政府积极作为，创建“以村委会为中介分别与屋主和新村民签订租赁合同，由新村民出资、村委会代为修缮”的古屋流转新模式，化解直接进行房屋流转容易出现哄抬租金、权益纠纷等问题。与此同时，为了改变村镇建设小型项目简单套用城市做法，该县还在全国首创项目管理“工料法”，允许村委会自行购料、聘请工匠、组织施工，实行材料入仓、出仓、用料、用工、施工等全程监督，有效节约修缮成本、提高建设效率、促进建筑保护与技艺传承等。正是这些悄然的改变，使众多闲置且荒废的老屋“变废为宝”，为新主体“栖居乡村”提供了必要的物理空间，同时兼具生活、经营、社交、展示等多种功能。
具体说，这样的乡村点亮了谁的生活？
首先是新村民，不仅因为村里空气好，周围是好山好水，通勤成本低，可住自己设计并改造的宜居空间，所从事的产业是“生产、生活、生态、生命”有机统一下的“多产”，可以兼顾生意与生活。例如，在熙岭乡龙潭片区，陆续出现的民宿、文创、研学、康养、咖啡、精酿啤酒、生态农业等多元业态构成了在地化的高品质生活系统；在屏城乡前汾溪村，中国美术学院毕业生们在村里创办“乡野艺校”，那些平常只在城里出现的文化空间、社交空间和众创空间渐次在古村涌出，不仅满足了返乡和入乡人对“多层次精神生活”的需求，也营造出难得且重要的社群氛围。
其次也让老村民看到家乡的希望。曾几何时，“跳出农门”“弃村而去”已然成为常态与现实。随着新村民的到来与新业态的出现，老村民们觉察到了村庄的变化，慢慢从“无感”变“有感”，从好奇观望到陆续返乡。龙潭老村民们纷纷开起民宿和农家乐，不大的村庄床位已近千张；四坪村则利用“小柿子”做起“大文章”，让农业成风景、淡季变旺季，老村民在村口卖油饼即可实现日入千元，村民们看到机会与希望，就有人“用脚投票”做出了返乡选择。
除了常住的新老村民外，被点亮的还包括新兴的流动村民。为了顺应数字化浪潮与城乡融合转型，2022年，屏南四坪村在全国首创“云村民”，尝试借助数字时代的流动力量，进一步激活沉睡的资源资产价值与多元产业潜能。三年后的今年，包括四坪在内的龙潭片区三村联合举办“数字游民生活周”，探索“半码半农、有游有定、亦城亦乡”的新乡村生活。“数字游民”是一群平均在地生活1个月至3个月，介于游客和新村民中间状态的新兴群体，曾经的“空心村”似乎可为在城市中饱受“空心病”侵染的青年提供另类启示，当流动性与创造性并存的该类群体与乡村丰富资源发生联结，也将孕育着“互相看见”与“双向奔赴”的新可能。
当然，我们需要努力警惕对乡村的“浪漫化”，乡村仍有不少无法触及抑或反噬光明的暗区。初来村里，听说存在因妈妈或奶奶（姥姥）陪留守儿童进城读书，而让“三留守”进一步演变为“留守老男人”的现象。没过多久，发现类似问题也困扰着新村民们，来自江西的演真是最早的一批龙潭新村民，已经扎根村庄八年，不仅两个孩子都在屏南出生，公婆也从江西老家来村里创业并生活，一家三代其乐融融，她向往“不卷不躺”的高品质生活，然而村里学校被撤并了，隔壁村的传统农村教育又满足不了其对基于乡土与自然之优质教育的期待。当孩子到了入学年龄，她也不得不被动加入“陪读”大军，过着周末才能回村的“城五村二”生活。如此不是孤例，事实上已经有因教育问题而权衡再三最后无奈离开的新村民。
新型乡村社区
在屏南持续观察后，发现在城乡融合和要素双向流动的背景下，不仅在城市里出现了“城中村”，在一些村里还存在着“村中城”，其不是具体的物理空间，而是由来自城市的人口、文化、空间、生活方式等共同构成。正如前文所述，村里慢慢有了和城市均等化的基础设施与数字基建，一些城里人以不同方式下乡创业或生活，很多城市才有的公共空间、生活方式、社交活动也开始在村庄出现，柿子红时，一般在城市才见的堵车竟也会在村里发生。问了在地多年的新村民，不少人认为，这要归因于由“新型乡村社区”定位而让这里“好山好水不寂寞”。
在五年前笔者首访龙潭时，就听当地实践者提及这一努力。笔者认为，所谓“新型乡村社区”是在以农耕文明为根基的传统乡土社会经历人口外流与“原子化”冲击后，一些村庄在城乡融合和数字转型进程中，在新理念与新技术的引领下，以多元主体发掘乡村多元价值，以新业态和新空间重构包括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人与自然等在内的多重关系。如此新社会形态打破工业文明时代“乡村—城市”的二元对立，也模糊了生产、生活与消费边界，它既不是传统乡村，也非一般意义的城市，但恰是这种亦乡亦城、既陌生又熟悉的中间状态为社会关系的重建与新生活方式的创造提供了土壤。
值得注意的是，实践探索走在理论思考的前面。自2017年以来，屏南政府及社会力量顺应形势，持续进行着大胆尝试与有益探索。例如，与进城居住并满足一定条件后获得由城市公安系统颁发的“居住证”相应，屏南在全省首创被称为“龙潭绿卡”的新村民居住证，由乡派出所给居住一定时长并有实际业态的新村民颁发，该证除具有教育、医疗等一般性公共服务功能外，还可满足新村民在地登记汽车牌照等现实需求；再如，龙潭和四坪村试点探索由新村民专职专选村委会副主任，推选新村民当村民代表，组建由新老村民共同参与的“我们的四坪”公众号、微信群及工作室，变“客人”为“主人”，引导新村民与村庄深度融合，积极面对城乡融合进程中新型乡村社区的治理难题。
如此社区与传统乡土社会相比，新在何处？
首先，血缘和地缘在传统村落中发挥着主导性作用，家庭、宗族、传统邻里让乡民们有机联结在一起，但同时也产生了限制与排斥。而新型乡村社区有着更为多元的联结方式，除老村民之间的血缘和地缘，包括新老村民及新村民之间的业缘（如从事同一或相关业态）和趣缘（如参加过林正碌老师“人人都是艺术家”公益绘画培训的新村民以老村民的“画友”身份相对容易进入村庄），外加“线上”“线下”的并行联动，让曾经的“封闭”系统有了一定的开放性。其次，传统村庄公共空间曾在村民联结与人心凝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屏南地处福建，不少村庄至今保存着宗祠和戏院，但随着人口大量外出，除了特定节日外这些空间常大门紧锁，而这些老空间对于没有血缘宗亲关系、听不懂方言戏曲的“外人”来说也无法发挥作用。但随着新主体的进入与新业态的形成，村里出现了包括雨廊、美术馆、咖啡馆、书吧等在内的新乡村公共空间，它们不仅对新村民、新农人、云村民和游客开放，慢慢也有越来越多老村民前来光顾。这些新老并存的公共空间有助于乡村社交功能恢复与社群氛围营造，让乡村更具开放性。再者，因为新主体的参与和新业态的发生，各类社群活动陆续出现，社区感逐步形成。但不同于传统“熟人社会”，多元主体间交互共生，却有各自的独立性，既有流动变化，也有互嵌转化，共同探索着“社区化”的在地新生活。
数字游民在新型乡村社区中自主的生活方式
回到文章开头那场影响持续至今的“数字游民生活周”，新型乡村社区中的多元主体相互激发，产生了非常好的效果。组织者进一步提出“数字游民2.0”的实践构想，一方面，以开放乡土社会拓展数字游民的社区边界，努力让流动村民、云村民等外来主体与新村民、新农人、老村民等在地主体产生联结，在创业生活中构建情感共同体与利益共同体，避免自娱自乐与“圈子化”所可能形成的新封闭，以别于现在数字游民基地常见的“园区化”趋势；另一方面，以叠加、兼业与破圈思维推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数字创新社区建设，推动数字技术的社会化并与社会组织、社会经济、社会教育等协同开展。不停留在单向的“地理套利”，而是互以对方为重，既享受到各类建设成果和乡村生态资源的“乡建红利”，也以新主体、新业态与新技术为乡土社会带来的人气和活力进行“回馈”，以实现互嵌、共生和共享。
进一步说，在城乡融合与数字化时代，流动和扎根、开放与在地既辩证统一，也存在着某种二重性。同时，生态文明还提醒我们需要具备多样性的生态思维，费孝通先生“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理想将有助于我们的思考与实践。当然，新型乡村社区或进一步可能发展出的新熟人社会，还有很多方面需要探索与讨论，也将出现很多新的问题。显然，如何在一种新的时代坐标下，更富想象力与应对力地思考乡村未来，是一个不可能一次性完成而需要反复重启的问题。
福建山区正在发生的实践探索，呈现了新时代下包括主体、业态、空间、技术、关系、生活方式在内的新变化，有望突破人们对乡村的固有观念与定型化认知，从价值层面上对转型时代乡村的新坐标和新可能进行探讨。乡村是中国的根，至今存活的乡村仍是活态的有机体，若能顺势而为，培育合适的土壤并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将存在“老树发新芽”的可能性，既有助于为经常陷于“就事论事”的乡村振兴打开新的想象空间，也可为不同群体提供“不卷不躺”进入乡村的别样选择。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多元化乡村治理的经验与路径研究》（项目号：23BKS074）、西南大学创新研究“2035先导计划”（项目号：SWUpilotplan029）、“屏南乡村访问学者计划”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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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家恩，学者，现居重庆。主要著作有《回嵌乡土——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乡村建设》等。
刘懋兴，西南大学国家治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现居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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