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秋天，日军第六师团占领湖北鄂城。敌人沿着长江推进，很快打破了胡林镇的平静。风声越来越紧，镇上的私塾先生胡伯才，早就在堂叔、中共地下党员胡凤安的引导下，秘密参与情报工作。但战火还是烧到了他家门口。那年冬天，伪军鲁兴安部在深夜包围了他的家。敌人没有抓到他，就把他的弟弟胡子议抓走，押到葛店据点。
为了逼问胡伯才的下落，伪军对胡子议使用了名叫“铁摇窝”的酷刑。这是一种钉满铁刺的刑具。胡子议始终没有说一个字，最后死在狱中。弟弟遇害后，胡伯才安葬了亲人，就向组织坚定地请求放下笔拿起枪。
组织考虑到他有文化、熟悉本地情况，而且斗争意志坚定，同意了他的请求。胡伯才就这样加入了樊湖抗日游击大队。他脱下长衫，换上粗布衣服，那双拿惯毛笔的手，开始学习使用老旧的“汉阳造”步枪。他练得很认真，从装子弹到瞄准射击，每个动作都一丝不苟。
因为他心思细、肯动脑，很快就被委以重任，担任了游击大队手枪队队长。这支精干的小队就像一把藏在暗处的刀子，专门执行潜入敌占区侦察、惩办汉奸、获取情报这些危险任务。
他们的第一个重要目标，是葛店一带臭名昭著的汉奸胡秋宝。1941年的一天，机会来了。胡秋宝单独外出。胡伯才接到报告，马上带人赶去。行动地点离日军炮楼太近，他下令不准开枪。队员们悄悄摸进屋里，胡秋宝还没反应过来，就被胡伯才迎面一拳打倒在地，随后用屋里找到的柴刀处决。整个过程又快又安静。
更大的考验在1942年秋天到来。大汉奸董汉生是驻樊口日军头目狄村的亲信，为人狡猾多疑。上级决定除掉他。胡伯才经过多次侦查，确定董汉生晚上一定会去樊口街的戏院。他在敌人据点附近设下埋伏，自己带着十多名队员化装成观众混进戏院，外面还有近百名队员接应。
董汉生带着护卫刚进场，一名队员不小心暴露了。董汉生反应很快，拔枪就打伤了一名队员。关键时刻，胡伯才从侧后方猛扑上去，一只手掐住他的脖子，另一只手用短刀直刺要害。等戏院外的日军听到动静赶来时，他和队员们早已消失在黑夜的街道里。这次行动沉重打击了敌人和汉奸的气焰。
这几次干净利落的行动，反映出胡伯才既有胆量，又很细心。他在队伍里的威信越来越高，职务也随之提升。1943年春天，他升任樊湖游击大队大队长，开始指挥更多兵力，应对更复杂的局面。
同年7月，他奉命护送鄂南中心县委机关转移。快到目的地范家墩时，得知国民党顽固派马钦武部已经抢先占领了这个村子。上级命令他前去侦查。胡伯才选了二十名队员，化装成挑湖草的农民进村。摸清是顽军队长姜少春带着三十多人驻守在这里。
他决定擒贼先擒王，分兵控制外围，自己带人直接冲向姜少春所在的民房。屋里的人正在打牌，听到动静就问：“谁？”胡伯才用方言回了句“挑湖草的”，话还没说完就踹门冲了进去。姜少春伸手要掏枪，胡伯才抢先开枪，把他击毙。剩下的顽军顿时乱了阵脚，全部被俘虏。
这一仗没有伤亡一人，还缴获了三十多支枪。这样的战斗展现出他既有勇气又有谋略的指挥能力。到了1944年冬天，他调任鄂南游击大队大队长，活动范围和肩负的责任更大了。
职务的提升意味着更大的压力和风险。1945年，抗战快要结束了，但鄂南地区的敌我斗争反而更加复杂。胡伯才带领的鄂南游击大队，在日军、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夹缝中周旋。悬赏捉拿他的布告贴满了沿江乡镇，赏金高达八百银元，可他总能在敌人合围前悄悄转移。老百姓说他“长了顺风耳”。
他的战术越来越灵活，队伍时而集中时而分散，专门在敌人行军的路上打冷枪，或者夜袭孤立的哨所。缴获的弹药有限，每一枪都要力求有收获。这种打法让兵力占优的敌人疲于奔命。
1945年3月，抗战胜利在望，但盘踞在谈家桥的国民党第九战区别动队廖义华部，仍然热衷于搞摩擦。新四军五师鄂南指挥部决心拔掉这颗钉子，命令胡伯才的部队为主力四十一团和四十四团担任向导并配合作战。
3月9日，战斗打响。胡伯才对这一带地形非常熟悉，他亲自带领突击队，沿着熟悉的路线向谈家桥街市猛攻。廖部依靠房屋和工事顽强抵抗，战斗十分激烈。在指挥冲锋时，胡伯才中弹，伤势非常重。战士们把他抬下火线，但他终因失血过多，在当天牺牲。
他的牺牲激起了部队的愤怒，攻击更加猛烈，最终歼灭了廖部一千二百多人。只是这位让敌人头疼多年的游击队长，没能看到即将到来的胜利。
胡伯才的遗体被安葬在他战斗过的土地上。没有隆重的仪式，只有并肩作战的战友和认识他的乡亲默默送别。他戴过的眼镜、穿过的旧衣，也许曾保存在亲友手中，也许早已遗失在连绵的战火里。
他离开家时是文质彬彬的私塾先生，回来时是令敌人害怕的游击队长。他没有回到那间充满读书声的课堂，却用生命说明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意义。他的名字也许没有写在宏大的战役史里，但一直在樊湖的水光和乡亲的记忆中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