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来到1987年，地点是南昌。
那时候，李葆华已经是央行的一把手了。
按理说，这身份得端着点，可他偏干了件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事儿。
原本定好去滕王阁转转，路都铺平了，他却把手一挥，变卦了：“不去了，我有位老友得见见。”
下午四点光景，他和老伴儿敲开了水静家的房门。
这一年，李葆华头发全白了。
对面的水静，也不再是当年那个敢跟在他屁股后头拼酒的女强人了。
刚见面客套了两句，话茬子就接不下去了。
毕竟，水静的爱人杨尚奎走了十一个年头，这中间隔着的岁月和世事变迁，太厚重。
水静也乐不可支，摆着手道：“快别说了，那顿大酒，我现在嗓子眼儿还冒烟呢。”
那晚，是他俩交情最铁、也最“离谱”的一夜。
把日历翻回1963年初冬。
坐标上海，华东局的扩大会议刚散场。
外滩边上一家老店里，暖气烧得旺，桌面上摆满了绍兴花雕。
这原本也就是个会后的便饭，可桌上这几位，心里头都憋着劲儿呢。
早先，傅作义就半真半假地拱过火：“听闻葆华酒量惊人，水静同志也不差，下回不如碰碰？”
这话听着乐呵，其实是个“坑”。
李葆华是谁？
李大钊的大公子，那会儿身兼华东局第三书记和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北方汉子，骨头硬。
水静是时任江西一把手杨尚奎的爱人，性子也辣。
这俩人凑一块，再被傅作义点了火，这顿酒想安生都难。
菜还没怎么动，李葆华端着满满一杯黄酒就到了水静跟前。
这会儿，摆在他跟前的路子其实有两条：
一是意思意思，抿一口得了，面子上过得去。
毕竟再过不到一钟头，火车就发车了，他还得赶回安徽主持大局。
二是真刀真枪地干，还得喝透。
李葆华选了后者。
他张嘴就来：“无为老乡，大伙都盯着呢，我先干了。”
说完，脖子一仰，底朝天。
这其实挺冲动的。
黄酒后劲足，喝急了容易倒。
但他心里的算盘珠子估计是这么拨的：这一桌子都是革命多年的老伙计，这时候要是扭扭捏捏，反倒显得生分，显得摆起了“官架子”。
那个年代的干部，求的就是一个“真”。
水静一看这阵仗，好胜心也上来了。
书记都干了，自己要是不跟，那是丢江西人的脸。
于是，杯底见干，不带磕巴的。
这一下，场面彻底炸锅了。
旁边人跟着起哄：“书记，再来一个！”
后面那十几分钟，简直就是场灾难。
你来我往，李葆华的脸从红变紫，最后眼珠子都直了。
直到杨尚奎看表大喊一声：“行了！
再喝车都误了，谁担责？”
大伙这才回过神来。
代价那是相当惨痛。
李葆华是被警卫员架上火车的。
前脚进车厢，后脚就吐得洗手间没处下脚。
旁边的旅客看得目瞪口呆——谁能想到，这个吐得昏天黑地的主儿，就是赫赫有名的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这事儿要搁现在，那得算严重的“作风问题”。
但在那会儿，这反倒是李葆华身上最招人稀罕的地方。
咋这么说？
看看他在安徽干的那些事儿就懂了。
1962年初，李葆华刚从水利部调任安徽省委一把手，接手的摊子那是相当烫手。
三年困难时期刚过，安徽家底薄、经济差，老百姓苦得要命。
李葆华当时拍板做个了个大胆的决定。
他给自己立了个“三不”规矩：下乡跑点，不坐专车、不带警卫、不带秘书。
这在当时可是冒着大风险的。
不坐专车，就得挤公交或者坐吉普车硬抗；不带警卫，安全谁负责？
不带秘书，材料记录全得自己上手。
但他账算得透亮：
要是前呼后拥地下去，看到的绝对是底下人精心修剪的“盆景”。
想知道老百姓锅里炖的啥，就得让自己变成个普通老百姓。
那半年，他腿脚勤快，跑遍了淮北、皖南。
甚至有乡镇干部回省城汇报时，私下感叹：“这书记，身上有股子李大钊的味道。”
啥叫“李大钊的味道”？
就是那种哪怕当了大官，也能随时蹲田埂上跟老农唠嗑的劲头。
村里的老党员记得，他站在麦地里剪麦穗，叮嘱技术员怎么增产；街上的老百姓记得，这个书记偶尔还会自己拎着瓶子去打酱油买面粉。
因为办事公道，平反了不少冤案，老百姓送他个绰号——“李青天”。
回过头再看他在上海那场大醉，逻辑就顺了。
一个能睡土炕、能打酱油、能跟老农称兄道弟的省委书记，在老战友跟前怎么可能端着？
那种“豁出去喝”的劲头，说白了就是他那股子“北方人的直爽”和“去官气”的作风在酒桌上的延续。
1964年开春，广州。
李葆华、水静和杨尚奎在调研会上又碰头了。
这会儿，离那场“酒桌风波”过去好几个月了。
李葆华一见面就先发难：“水静同志，你可把我坑苦了！
那趟车我吐了三回，跟打了一仗似的。”
水静笑着回敬：“书记是我家乡的‘父母官’，我不陪好哪说得过去呀。”
杨尚奎在一边补刀：“要不是我拦着，葆华这次洋相可出大了。”
三人相视大笑。
这段话不长，但意味深长。
这句“可把我害惨了”，后来成了他们之间独有的打招呼方式。
这哪是埋怨，分明是经过那种“真刀真枪”交往后，才有的那份信任。
这种信任，顺风顺水时是谈资，遇上坎儿了就是千金难换的宽慰。
1966年后，风向变了。
李葆华挨了批，被迫停职。
水静和杨尚奎也回了江西。
两地隔着，信也少了。
那个曾经热闹的酒桌，那个意气风发的岁月，好像一下子就远了。
直到1976年。
杨尚奎病逝。
水静受打击太大，人整个垮了，几乎不出门。
那年年底，北京人民大会堂搞悼念活动。
在人挤人的大厅里，李葆华悄悄摸了过来。
这时候的他，历经沉浮，刚恢复工作。
他走到水静跟前，一把拉住她的手，压低嗓门吐出两个字：“保重。”
没多余的寒暄，没官场的套话。
就像当年上海滩那杯一口闷的黄酒一样，干脆、直接，分量却重得压手。
视线回到1987年的南昌。
水静后来跟旁人提起这段往事，评价李葆华：“骨子里是北方人的直爽、南方官吏的清廉，这两样气质揉在一块，太难得了。”
所谓“难得”，不光因为他是个好官。
更因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们这拨人之间，保留着一种现在瞅着近乎奢侈的“真性情”。
那场拼酒，面子上拼的是酒量，里子拼的是坦荡。
敢喝醉，是因为互相信任；敢吐在火车上，是因为没把自己当成啥“神坛上的人物”。
二十多年一晃而过，当年的豪言壮语早随风散了，最后剩下的，也就是那句半真半假的“可把我害惨了”，和那句沉甸甸的“保重”。
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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