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3月初，京西冷风发硬，西山脚下的福田公墓格外安静。李讷把一个深褐色的小木匣轻轻放进墓穴，神情平和却透着倦意。木匣里是一段沉默了十一年的骨灰，它的主人曾名震天下，也曾遗臭街头——李云鹤，即“江青”。这场迟到的安葬，缘起于1991年5月14日那通骤然响起的电话。
时间倒回十一年前。1991年5月14日清晨，北京东四一处普通居民楼里，电话铃骤响。王景清接起话筒，听筒里传来低沉的汇报，他回头看着妻子：“是她的事。”李讷明白，只一个“她”字，就足够说明情况。秦城监狱传来噩耗：江青自缢身亡，终年七十七岁。李讷怔了几秒，拎起随手放在椅背上的外套，去往解放军总医院，最终只赶上在死亡通知书上签名。
遗体火化的安排很快摆在案头。江青生前口述过两桩遗愿：与毛泽东合葬，或叶落归根回到山东诸城。前一条在政治与现实的双重壁垒面前注定无望；后一条倒是可行，山东方面甚至主动来电，愿意提供墓地。但北京方面态度谨慎：不为其公开举办任何悼念仪式，以免引发不必要的社会震荡。火化完成后，没有迎灵队伍，没有挽联花圈，只剩一个普通木盒塞进帆布袋，由李讷和丈夫默默抬回家。
骨灰到家，问题才真正开始。放与不放，哪里能放，怎么放，层层都是考量。1991年夏天，诸城民政部门再次来电，表示可派专人专车免费迎灵。李讷挂电话后陷入长久沉思。把母亲送回老家，看似圆了“落叶归根”。可一旦远离北京，她想祭扫一次便得千里迢迢；更担心的是，母亲留下的争议会不会让墓碑成为宣泄的靶子。反复衡量，她终究没能在寄托与风险之间找到平衡，只得将木盒封存卧室暗橱。
岁月并未因此停歇。李讷的生活一度困顿，身体又被妇科病和胆结石反复折磨。所幸王景清始终陪在身旁，他懂文墨，更懂柴米。傍晚时分，王景清会煲一锅莲藕排骨汤，端到床前，“趁热，别凉了。”寥寥数语，胜过千言。李讷虽少言，却把那份温厚默默记在心底。生活渐渐有了起色，可那只木匣却像时钟的滴答声，日夜提醒着她——母亲依然没有归宿。
1996年秋，诸城第三次表达接纳意向，甚至承诺长期维护墓地。这一次，李讷动摇得更明显。她郑重写信致谢，却还是拒绝。外人无法揣摩她的全部顾虑：既有对亲情的眷恋，也有对历史风暴余波的防范。她清楚，母亲在国家记忆里的位置太过特殊，一纸同意书可能为家乡带去她不愿看到的麻烦。
时间来到2001年末，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事宜紧锣密鼓。组织部门在整理遗属情况时留意到李云鹤骨灰久未安置，便与李讷沟通。出于人道和社会影响的双重考量，最终形成共识：就地于北京悄然安葬。北京墓地寸土寸金，选择又有限，李讷与王景清实地走了七八处，才确定西山福田一隅，耗资近五万元，全部自掏腰包。
墓碑设计极简，青黑石料，上刻“先母李云鹤之墓”，既未提“江青”，也未透露更多身份信息。落款只写：“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九一年，女儿、女婿、外孙敬立。”在场的公墓工作人员后来回忆，那天没有奏乐亦无礼宾，只有三个人：李讷、王景清、以及刚成年的外孙。李讷站在墓前，沉思良久，才盘腿跪下，用手轻抚冷石。风里只飘出一句模糊的话音：“就到这儿吧。”
人们常说，历史给出的考题，总要后人作答。对李讷而言，母亲的后事是一张无人指导的问卷——既要顾全大局，又难割舍骨肉之情。她的选择并非完美，却是那个时代、那段特殊亲缘以及个人良知交织出的必然结果。从1991到2002，十二年间的犹疑、等待与取舍，最终凝固为西山一块不显山色的小碑。至此，骨灰安放的风波落定，而围绕李云鹤的是非功罪，则永远留在史书与人心里慢慢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