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裕雄表示：“体育产业有自己的独特规律，现阶段中国体育市场也有自己的特殊性，这就要求很多体育产业业态，如果要盈利就一定要创新商业模式。这种创新往往表现为两种模式，其一是把外部性内部化，通过融合性消费场景的打造。第二，培育新的价值，这个价值往往就是就是无形资产。
2025年9月发布的“31号文”，《关于释放体育消费潜力进一步推进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了中国体育产业总规模7万亿的新目标，2025年12月末，官方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体育产业总产出为3.84万亿元。过去的增长带给我们最大的成功经验就是尊重和顺应产业规律，办正确的事、走正确的路，这也是我们未来继续推动体育产业增长应该继续坚持的原则。
2026年1月6日，第十二届体育大生意年度大会在北京举行。体育经济学家、中央财经大学体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裕雄进行了《体育产业的新阶段、新动能、新机遇》主旨演讲。
他表示：“体育产业有自己的独特规律，现阶段中国体育市场也有自己的特殊性，这就要求很多体育产业业态，如果要盈利就一定要创新商业模式。这种创新往往表现为两种模式，其一是把外部性内部化，通过融合性消费场景的打造。第二，培育新的价值，这个价值往往就是就是无形资产。”
体育经济学家、中央财经大学体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王裕雄
体育产业
“弱经济性、强外部性”
王裕雄开门见山的阐述了自己的学术背景与研究取向，他自陈属于熊彼特学派，这一学派的核心观点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来源于企业家精神，尤其是其冒险与创新精神。因此，他十分乐于与企业家们探讨体育产业与经济的前沿议题。
在探讨体育产业的未来机遇与动力之前，王裕雄回顾了过去的发展路径。他首先提到——“体育产业如何穿越周期”，他认为与房地产业等历经完整周期的产业不同，体育产业在中国尚处于发展初期和快速增长阶段，尽管中间经历了疫情等冲击，但总体并未经历典型的、完整的产业周期波动。
通过对私募市场融资数据的监测，王裕雄展示了中国体育产业自2014年后的资本轨迹。数据显示，2015年体育产业融资额开始显著增长，并在2016年达到高峰，随后很快便进入下行通道。他指出，体育产业的资本周期固然受到整个国民经济和资本市场大周期的影响，但其上行期相比文化产业等其他领域更为短暂。与资本市场这种快速的“冲高回落”现象相对应，很多从事体育产业的从业者开始碰到困难，以至于在2017年左右开始出现“体育产业不是产业”、“靠情怀支撑”的声音。但作为经济学研究者，王裕雄并不认同这些悲观论调。他认为，问题的核心在于在当时那个阶段，很多从业者还没完全掌握体育产业的规律，很多人“没有找到商业模式”。
王裕雄认为，经过将近10年的发展，通过干中学甚至是试错，一大批深谙体育产业规律的体育企业家已经成长起来，这是截至目前我国体育产业发展最大的成就，这一成就甚至比产业总规模和增加值的增长上的成就更为宝贵。
那么，为何在中国寻找体育产业的商业模式如此困难？通过研究，王裕雄团队得出了两个关键结论。第一是体育产业自身独特的经济特征，他们将其概括为“弱经济性、强外部性”。具体而言，许多体育业态在坪效、时效、人效等经济指标上表现较弱；同时，它们又具有显著的正外部性，即其产生的效益（如带动周边消费和相关产业、提升区域活力、促进健康等）大量外溢到其他社会领域，而自身难以完全获得这些收益，这种特性在全球体育产业中普遍存在。
第二个因素则是由我国特定的发展阶段决定的，即居民体育消费水平和强度“偏低”。对于面向消费者的线下体育企业而言，这意味着市场渗透率低、客单价低，在欧美市场能活下来的简单的面向消费者的商业模式在中国市场往往难以实现盈利。
中国体育市场想实现盈利
关键在“创新”
正是上述双重约束，使得照搬其他产业或海外成熟市场的商业模式在中国常常遭遇水土不服。王裕雄指出，因此，在中国体育市场要想实现盈利，关键在于“创新”——必须通过创新来打破这两种约束，构建出独特的、可行的商业模式。
现实中观察到的各种实践，无论是“体育+”的融合创新，还是对无形资产的深度挖掘，本质上都在做两件事：一是将外部性内部化，例如通过融合场景的设计，将体育带来的周边效益转化为自身收益的一部分；二是创造和培育新的价值源泉，即无形资产。
他举例说明，在分析青少年体育培训企业时，他们简单地以商业模式是追求“低忠诚度”还是“高忠诚度”来划分，后者尤其依赖于品牌等无形资产的构建。场馆运营亦然，可划分为依赖坪效的模型和依赖无形资产（如冠名权、包厢长期租赁）的模型。所有这些创新努力，都是为了在弱经济性和低消费水平的夹缝中，开辟出可持续的盈利路径。
王裕雄认为，这些努力总体上是成功的，他用一个对比数据来佐证其判断，在欧盟，体育产业（特别是服务业）劳动生产率较低，这符合其作为“生活型服务业”的特征，也与经济学中的“鲍莫尔病”现象一致——即在一个经济体快速发展过程中，生活型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提升往往滞后于工业。然而，中国的体育服务业却呈现出“非常高”的劳动生产率。
王裕雄指出，欧盟的低劳动生产率模式才是“正常”的，而中国的高效率恰恰是特殊创新下的结果。这意味着，欧洲相对简单的商业模式直接移植到中国是无法存活的。他认为中国体育产业在低消费水平市场环境中找到了自己的商业模式，是一项“很伟大的创新”。
体育产业
新阶段、新机遇、新动能
接下来，王裕雄将视角转向未来，阐述他所理解的“新阶段、新机遇、新动能”。关于“新阶段”，随着“十五五”规划的到来，中国经济结构正在并将持续进行深刻而迫切的调整。政策层面已明确提出促进服务消费，这背后是产业结构的快速演变。他展望十年后的社会生活场景，由于工业自动化和机器人的广泛使用，制造业就业人数将大幅减少，留在制造业部门的人员工资会因资本密集度高、边际贡献大而处在较高水平，他们会具有更强的消费能力。
与此同时，随着人们收入水平普遍提高，对生活型服务业的需求将急剧增长，会有大量的人员在服务业中就业，这就需要包括体育服务业在内的生活性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此外，“投资于人”成为国家战略，而人力资本的核心要素——身心健康，离不开体育的重要作用。他认为，这样一个由经济结构转型、收入提升和人力资本投资共同驱动的新阶段已经拉开序幕。
关于“新机遇”，王裕雄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第一个机遇直接来源于居民体育参与和消费水平的预期增长。这将从根本上改善体育市场的基本面，让体育生意“越来越好做”。第二个机遇则来自体育产业内部结构的优化与均衡发展。
他指出，过去十年中国体育产业增长虽快，但结构不平衡，参与性业态（如体育健身休闲活动）占比从2015年的2.4%快速上升至2024年的9.1%，发展迅猛；而竞赛表演活动占比仅从1%缓慢增长至2.1%，发展相对滞后；体育制造业的转型速度也慢于整体制造业。当前各界日益重视“赛事经济”，正是因应了体育产业均衡发展的需要。这种结构调整的过程本身，就蕴含着大量的市场机会。中国体育产业正在从过去的单轮驱动，转向参与消费、竞赛表演和制造升级等多轮驱动的新格局。
“新动能”，王裕雄认为最大的动力仍然是“创新”，即延续过去十年打破约束的供给侧创新之路，同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也会出现新的趋势。这种创新将更多地体现在新产品、新场景上，尤其是线下融合、线上线下融合以及虚拟与现实融合等场景创新。
他以线下融合创新为例，详细阐述了三种创新机制，一是“市场中（组织外部）的融合创新”，即通过举办赛事等活动，在市场机制自发作用下，带动周边其他商业主体共同形成融合生态，如一个赛事带动当地餐饮、住宿消费；二是“契约机制下的融合创新”，即体育主办方为了将外部收益内部化，主动与酒店、餐饮等企业签订合作协议，通过契约明确利益分享；三是“组织内部的融合创新”，即企业自身提供的便是融合性产品，例如地中海俱乐部这类度假村，其核心产品已不是单纯的住宿，而是包含了运动指导、社交活动等在内的综合性体验套餐。
展望未来趋势，王裕雄特别指出了两点。其一，“市场中的创新”其时空范围会不断扩大。其二，“组织内部的融合”将成为一个重要趋势，未来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市场主体，其核心产品本身就是体育与其他业态（如旅游、文化、健康、教育）深度融合的产物。因此，尽管创新的本质仍是融合与价值创造，但其实现的机制和规模将呈现出新的、更深入的特征，这为从业者指明了继续努力的方向。
注：本文所用封面图来自体育大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