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一年的那个冬天,台北刚下过几天雨,寒气直往骨头缝里钻。

在一间堆满了泛黄卷宗的书房里,一位六十八岁的老者把贴身副官喊到了跟前。

他指了指窗外漆黑一片的夜空,也没头没脑地来了句:“瞧瞧,外头这天色多黑啊。”

说完这话,他便合上了手里的笔记本,把那些整理了好些年头的资料一股脑装进盒子里,上了锁,塞进柜子深处。

打那以后,这些尘封的盒子就再没见过光。

这位老人,就是白崇禧。

想当年,人家喊他“小诸葛”,那是让对手听了都头疼的人物,手底下统领着几十万精锐,威风凛凛的华中剿总司令;可到了这会儿,他仅仅是个国民党的“战略顾问”。

这名头听着倒是挺唬人,可你要是真去他那个顾问室瞅一眼,保准傻眼:屋里别说电话秘书了,搞不好连张像样的办公桌都凑不齐。

整天陪他对坐下象棋的,也就是那个副官。

从威震华中到困守台北,这中间究竟出了什么岔子?

不少人觉得这就是“成王败寇”的老理儿。

话是没错,但还没说到点子上。

咱们要是把日历往前翻十二年,你会发现,白崇禧其实不是没路可走。

他至少碰上过两回能定生死的节骨眼。

每一回,他都觉得自己算盘打得精,是在算计别人,可到头来,他都在同一个坑里栽了跟头。

这个坑,叫人性。

把时针拨回到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

那天,扬子江面上雾气昭昭。

就在前一晚,白崇禧刚接到了火急火燎的电报:解放军过江了。

按打仗的常规套路,这会儿摆在他面前的无非两条道:

头一条,硬碰硬。

趁着对方脚跟还没站稳,集中火力死磕。

第二条,撒丫子跑。

保住家底,赶紧撤回两广老窝,靠着地形修筑新防线。

可偏偏,他挑了第三条路。

他在作战地图前像根木头桩子似的站了十几个钟头,手里的钢笔抖个不停。

副官在旁边急得汗珠子直往下掉,劝他赶紧撤,他嘴里却只蹦出三个字:“等信儿。”

就这三个字,好比一道无形的枷锁,把他死死困在了原地。

他到底在等啥信儿?

他在等北边传来的政治风向。

那会儿李宗仁虽说是代总统,但这哥俩跟那边还有谈判的门路。

白崇禧心里的算盘珠子是这么拨弄的:只要我手里的兵马还在,哪怕只是摆个架势,那也是谈判桌上的本钱。

我在江边多赖一天,李宗仁跟那边谈条件的底气就足一分。

只要能谈成“划江而治”,江南这半壁江山,还是咱桂系的天下。

这完全就是一种“政治仗”的打法。

但这笔账,他漏算了一个最要命的变量:人心。

带兵打仗这种事,最忌讳的就是主帅拿不定主意。

你若是喊“打”,大伙儿心里有股劲;你若是喊“撤”,大伙儿好歹有个奔头。

你这一喊“等”,底下人心里就该犯嘀咕了:是不是上头也没辙了?

是不是打算把咱们给卖了?

这种恐慌一旦传开,比瘟疫散得还快。

就在他“等信儿”的这二十四小时里,华中剿总原本号称三十多万的大军,人心彻底散了。

防线越拉越长,弹药越打越少,风声一紧,每个人都在琢磨怎么给自己留条后路。

下场很惨。

四月二十二号天刚蒙蒙亮,好消息没等着,坏消息倒是来了。

国民政府那些大员们抢着去台湾的船票都被挤爆了,李宗仁也飞去了美国。

桂系没了主心骨,白崇禧手里这张“划江而治”的底牌,眨眼间就成了废纸一张。

更要命的是连锁反应。

“陈明仁那边反了。”

当这个电话打进剿总参谋处的时候,整个屋子静得连根针掉地上都能听见。

白崇禧气得把话筒狠狠一摔,转过身就把厚厚一摞作战计划给掀翻了。

参谋长在旁边直叹气:“司令,这回真成了墙倒众人推了。”

这就是“等”出来的代价。

没过半个月,陈轸在衡阳也宣布起义。

曾经铁板一块的桂系大后方,就像被打断了脊梁骨一样,彻底瘫了。

直到这会儿,白崇禧才开始真正撤退,他在部下面前还得硬撑着场面:“回桂林,咱们有山头可守。”

但这话说出口,底气早就漏了个精光。

解放军压根没给他喘气的机会。

七月,四野南线部队强渡湘江;九月,打进柳州;十月,南宁解放。

白崇禧寄予厚望的“桂林固守”,在历史上仅仅撑了二十七天。

二十七天,甚至都不够他把作战计划重新哪怕修补一遍。

大局已去。

白崇禧趁乱飞去了海南,紧接着又转道香港。

这会儿,已经是一九四九年的年底了。

这是他这辈子遇到的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生死攸关的岔路口。

当时的局势挺微妙。

李宗仁跑去了美国,摆明了是不想去台湾受蒋介石的气。

作为桂系的二号人物,白崇禧手里虽说没兵了,但名头还在,“小诸葛”的招牌还亮着。

摆在他面前的有三条路:

一是学李宗仁,去美国当个富家翁,虽说寂寞点,但好歹安全。

二是留在香港,当个看客,甚至有人劝他干脆通电起义。

三是去台湾,投奔蒋介石。

按常理说,他和蒋介石斗了大半辈子,从北伐斗到抗战,再斗到内战,彼此肚子里那点花花肠子,谁不清楚谁啊。

蒋介石那是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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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仇得很。

这会儿去台湾,跟羊入虎口有啥区别?

可偏偏就在这时候,蒋介石亲自拍来了一封电报。

电报内容挺简单,但这承诺实在是太诱人:“来台任行政院长。”

行政院长,在当时那个国民政府的架子里,那可是实打实的实权人物。

白崇禧心动了。

他脑子一热,没多想,立马回电:“愿效全力。”

为啥这么精明的人,会信这么明显的“诱饵”?

还是那个算盘。

白崇禧估摸着,现在的蒋介石已经不是当年的老蒋了。

大陆丢了个精光,几十万精锐也没了,蒋介石在台湾脚跟都没站稳,急需有人帮他撑场面、稳军心。

李宗仁跑了,要是白崇禧再去,国民党这脸面可就真丢到姥姥家了。

他赌的是蒋介石的“理性”:为了大局,蒋介石不得不重用他,不得不依靠他这个军事天才来收拾残局。

但他忘了,蒋介石不是在跟他做买卖,是在搞政治清洗。

对蒋介石来说,桂系是他心头几十年的那根刺。

以前留着你们,是因为还得靠你们打仗;现在仗都打输了,地盘也没了,我要的是绝对的听话,而不是一个随时准备跟我分庭抗礼的“行政院长”。

那封电报,根本不是聘书,那就是张诱捕令。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初,台北松山机场,风刮得挺大。

白崇禧走下飞机舷梯的时候,还在下意识地整理军容。

他没准还在琢磨见到蒋介石后的第一句话该咋说,行政院的施政纲领该咋写。

谁知道,迎接他的场面,冷清得让人心里直发毛。

没鲜花,没红地毯,没记者,甚至连个像样的官员都没见着。

风里头只站着一个少校副官,给他敬了个礼。

这一瞬间,白崇禧大概已经明白,自己输得底裤都没了。

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见白,寒暄而已。”

“寒暄而已”。

这四个字,把距离拉得远远的,也顺道给白崇禧的后半辈子判了死刑。

那张承诺好的“行政院长”椅子,从来就没兑现过。

他落到手里的,就是一个虚头巴脑的“战略顾问”头衔。

紧接着就是无声的羞辱。

会后,副官在走廊里悄悄跟白崇禧嘀咕:“老头子不太搭理他。”

白崇禧一声没吭,只是用手狠狠捏了捏军帽。

有人私底下嚼舌根:“别惹老头子不痛快,离白家远点。”

于是乎,往日里门槛都被踏破的白公馆,迅速变得冷冷清清,连个鬼影都见不着。

但这还不是最难受的。

最让人憋屈的是那种“被圈养”的窒息感。

只要一出门,白崇禧的车屁股后面永远跟着一辆憲警吉普。

跟踪的人压根就不避讳,大摇大摆地跟着,好像就是为了告诉他:你就是只笼中鸟,老实呆着吧。

当年那个指挥千军万马、在地图前指点江山的小诸葛,如今只能在台北郊区溜达溜达。

偶尔望向关渡口那边,眼神里全是无奈。

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偶尔会翻出老母亲八十大寿时的宾客簿。

那一年,广西那边客人都满了,车水马龙,半个中国的显贵都来捧场。

现在呢?

每到周末,只能拉着副官陪他下两盘象棋解闷。

有时候下着下着,白崇禧会突然停下棋子,小声念叨一句:“真是换了人间啊。”

一九五〇年春天,蒋介石再次就任“总统”。

典礼刚结束,两人擦肩而过。

蒋介石嘴里只冷冷地吐出两个字:“保重。”

白崇禧想回话,却发现嗓子发紧,最后只是点了点头。

这就是玩政治的残酷。

他不需要动刀杀你,只需要把你晾在一边,用时间的灰尘慢慢把你埋了。

台湾的雨季特别长。

白崇禧经常站在窗户边,看雨点啪嗒啪嗒砸在地上,一站就是大半天。

副官回忆说:“将军回来后心里特别难受,整天也不说话,像是把话都咽进肚子里了。”

从辉煌到落魄,前后也就短短两年。

愁事一多,他开始倒腾那些旧档案。

北伐、围剿、徐蚌会战、渡江失利…

一桩桩一件件,他用铅笔在页脚写评语。

字迹还是那么清楚,可字字都透着股寒气。

“若当年稍有让步,或许不会如此。”

这句旁批,被他重重地圈了三次。

他在反思啥?

是反思那一夜在江边的犹豫不决?

还是反思那一刻在香港的轻信他人?

江山已经换了主人,桂系那点老底子早就名存实亡了。

他却像个死心眼的历史记录员,还在那一板一眼地分析往日的战局,仿佛给自己设了一场看不见的军事法庭。

墙上的挂钟滴答滴答响个不停,那是审判的声音,可惜只有他自己听得见。

故事的结尾,就是开头那一幕。

一九六一年,他封存了所有资料。

这辈子的成败,已经没法再算了。

他留给后人的,只剩书柜里落满灰尘的盒子,以及副官那句轻描淡写却重如千钧的回忆:

“老头子不大理他,白将军回来后相当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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