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2月18日深夜，湖北大冶的值班室里电话铃猛地响起，随之传真机缓缓吐出一张薄薄的纸条。电报上只有十个字：“赵开义同志，请迅速来京。”落款——汪荣华。
赵开义捧着电报，半晌没动。他知道，自己跟随多年的老首长刘伯承恐怕真的到了最艰难的时刻。没有犹豫，他立刻收拾行李，带着儿子登上了通往北京的快速列车。车窗外冷风呼啸，他的思绪却回到半个世纪前。
1933年春，他不过二十岁出头，还在四川给地主放牛。听闻红四方面军开到了附近山区，他扔下鞭子报名参军。枪声、行军、饥饿……长征途中左腿被弹片削去一块骨头，落下一生残疾，可他咬牙跟了下来。
1937年卢沟桥炮火震天。部队改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时，刘伯承第一次注意到这个硬朗的小个子。师部缺运输员，老刘一句“他行”，赵开义就扛起马鞍，日夜往返太行山。
那段山路险得要命。赵开义常说，“首长，给我把枪，我想上阵。”刘伯承拍拍他肩，“后勤也是战斗。你守好这一头，前线才有底气。”简单几句话，像钉子钉进他心里。
太行山雪夜，刘伯承端着一碗红薯粥递给赵开义：“读点书，别总想着拼命。”从那以后，赵开义开始认字、练笔，一有空就钻进油灯下抄《论持久战》。不得不说，这在大多数红军老战士里并不多见。
1941年初，刘伯承夫妇决定把刚出生的刘太行送去延安。护送任务交给赵开义。“路上当心。”刘伯承一句叮咛，他点头接令。千里跋涉，终于把襁褓中的孩子交到保育院，还被接见。毛主席笑着说：“多亏你这位‘保镖’。”这句玩笑，他记了一辈子。
1944年，赵开义看上晋冀鲁豫边区的一位姑娘。按制度，他的军衔不够结婚。刘伯承亲自批示：“同意，革命干部也要成家。”婚礼很简单，一张油纸灯笼，一碗小米饭，却让周围战士红了眼眶。
新中国成立后，赵开义转业，先在武汉航空办事处，后调安徽大冶冶炼厂。1950年刘伯承路过武汉，专程绕进机关楼看他，“别觉得地方单位清闲，机械化建设更难。”赵开义立正回答：“保证完成任务！”
1958年他成了冶炼厂行政科科长，设备少、资金紧，下夜班的工人连热水都喝不上。他硬是凭着当年在延安学的那点医疗常识，给工人配了简易茶炉，厂里至今还留着那口老铁壶。
1961年5月，陈毅视察大冶冶炼厂。检查结束，陈毅把赵开义叫到一边笑道：“老刘交代，看看你有没有难处。”一句关怀，让赵开义这个退伍老兵当场敬了个标准军礼。此后，他拿到老红军特供证，每月多几斤粮票，生活算是稳了。
进入七十年代，刘伯承多次做眼疾手术，视力几乎全失，身体逐年下滑。赵开义隔三差五写信，汇报厂里技改进度，报告孩子上学情况。信不长，却句句有数字、有方案，生怕给首长添烦恼。
列车抵达北京的那天是清晨五点半。赵开义顾不得休息，径直赶到301医院。病房灯光昏暗，刘伯承侧身躺着，听见脚步，微微点头。汪荣华轻声说：“老赵来了。”刘伯承费力地抬起手，嘴唇动了动，声音极低：“来了就好。”
赵开义弯腰贴近，却一句话都说不出。那只曾经指挥千军万马的手，被岁月磨得青筋突起，他握住，感觉像握着一段滚烫又脆弱的铁。十分钟探视结束，他转身走出病房，在长廊里失声痛哭。
三天后，他回到大冶厂区。工友问起北京之行，他沉默良久，只说一句：“首长让我继续干好工作。”说完掸掉制服上的灰尘，重新钻进了正在改造的老车间。
夕阳透过厂房玻璃，照在他花白的头发上。机器轰鸣声里，老兵的脚步依旧稳健，仿佛还在太行山的石子路上，护送着那个他毕生尊敬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