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子进村那天，王金玉站在村口，眯着眼看着远方的尘土翻滚。
熟悉的铁蹄声伴随着刺鼻的烟火气，百十号全副武装的日军踩着厚重的军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杀气逼近。
村口已经被封锁，乡亲们站在自家门口，神色不安，彼此交换着眼神，没人敢轻举妄动。
王金玉叹了口气，回头对身边的几个村民说：“人怕敬，鬼怕送。
日本人和土匪没什么两样，按老规矩，咱们先招待他们吃顿饭，最后再送点钱粮，兴许就能化解这一劫。”
说干就干，杀猪、买酒、炒菜，整个村子忙活开了。
二十桌上好的酒菜摆在土地庙的院子里，等着鬼子来享用。
最开始，一切似乎都如王金玉所料，鬼子吃得欢、喝得足，和过去那些进村找麻烦的土匪没什么两样。
然而，当他们放下碗筷，酒意上头，脸色一变，开始四处抓人。
醉醺醺的鬼子步履不稳，逮住的都是跑不快的妇孺和老人。
三十二个人被绳子捆成一串，拖到村里的水井边。
鬼子用刺刀逼着他们往井里跳，谁不跳，就用枪托砸、用刺刀捅，直到所有人都被迫坠入深渊。
井口隐隐传来孩子的哭声，鬼子索性塞满棉柴，泼上火油，一把火烧了下去。
井中最后的哭喊声被烈焰吞没，只剩下日本兵的狂笑回荡在夜色中。
这场杀戮让村子陷入死寂。
段步群的母亲、妻子和一双儿女都在井中丧命，他跪在村长面前，眼泪混着血水，嘶吼道：“村长，你那酒席，难道就真的能填饱鬼子的胃口，让他们心慈手软吗？”王金玉低着头，脸上的皱纹像被刀刻过，过了许久才喃喃道：“是我错了，我把日本人想得太善良了。”
东塔影村紧邻火车站，村里的青壮年多在货场做装卸工，个个膀大腰圆，力气惊人。
也正因为如此，村子成了周围土匪眼中的“肥肉”。
土匪们几次试探，发现村民并不好惹，便改了策略，派个花言巧语的说客上门谈判：“咱们不打不交，给条活路，破费一点，咱就是朋友。
要是不愿意，以后你们村里的人走到哪，我们就抢到哪。”
王金玉权衡再三，决定用钱粮换太平。
从那以后，每逢约定的日子，土匪便来村里白吃白喝，临走还要带点银子和米面。
村民们虽有怨言，但也明白，这是用钱买来的安稳日子。
慢慢地，王金玉的“饭局”成了村里的惯例，甚至连新上任的县长都得登门拜访，寒暄一番。
然而，真正的灾难还是来了。1937年冬，六个鬼子从火车站晃晃悠悠地进村，嘴里念叨着“花姑娘”。
村民们早有防备，家里有年轻女子的，都躲进屋顶的窝棚，梯子收起，只留一片沉寂的屋顶。
然而，前街的一处屋顶上，三个女孩趴在窝棚边，好奇地往下看。
鬼子一眼就发现了她们，举枪恐吓。
女孩们吓得缩回窝棚，鬼子却兴奋得像闻到血腥味的野狗，四处寻找梯子想爬上去。
张世彦看不下去，纵身从屋顶跳下，将一个鬼子扑倒在地。
村里的青壮年闻讯赶来，手持铁锹、锄头、铁叉，与鬼子展开肉搏。
混乱中，一个鬼子掏出手榴弹，威胁要炸死所有人。
张老峰眼疾手快，铁锹划过一道弧线，鬼子的手臂应声而断，手榴弹滚落在地，炸开了一片尘土。
两个鬼子被打死，尸体被绑上石头，沉入村口的水井。
村民们知道，这下鬼子肯定不会罢休。
果然，第二天一早，百余名鬼子带着翻译和汉奸贾小宽进村，挨家挨户搜查。
王金玉依旧打算用“饭局”化解危机，酒菜备好，鬼子吃得痛快，但吃饱喝足后，开始清点“人头”。
四十多个村民被聚集在土地庙，鬼子逼着他们写下“两个失踪的皇军被土匪绑走了”。
张树丰和王同喜被迫写下相同的答案，可鬼子依然不信，命令他们回庙继续关押。
两人趁机逃跑，枪声响起，王同喜肩头中弹，倒在路上，张树丰则躲进村民家的米柜里，侥幸逃过一劫。
贾小宽察觉不对，带鬼子搜到水井边，翻开井口的棉柴，两个日本兵的尸体被打捞上来。
鬼子的脸色瞬间阴沉，土地庙里的村民们也意识到，真正的劫难来了。
最终，三十二名村民被逼入水井，井口再次被封堵，火焰吞噬了一切。
随后的五天，鬼子放火焚烧村庄，百余户人家化为灰烬。
王金玉站在废墟前，满头白发，像是瞬间老了几十岁。
他喃喃自语：“这都是我的错，我把他们想得太善良了。”
有人说，战争让人看清人性。
有的人在绝境中选择反抗，有的人试图用妥协换取平安。
而在那个动荡的年代，真正的安全，从来都不是靠一顿饭局能换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