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在书房的旧藤椅上，看着窗外那棵老槐树。叶子黄了，风一吹，簌簌地往下掉。手机在我手里攥着，屏幕暗了又亮，亮了又暗，像此刻我的心跳。
林峰的电话是在晚上十点打来的。他刚从清华读完硕士，签了上海的投行，年薪四十万。我们是大学同学，恋爱四年，朋友们都说我们是金童玉女。
“晓雅。”他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有点远，有点冷。
“嗯。”
“我想了想...”他顿了顿，“我们还是算了吧。”
老槐树的影子在窗玻璃上摇晃，像一场无声的默剧。我握着手机，手指发白。
“为什么？”我问，声音平静得自己都惊讶。
“不合适。”他说，“晓雅，我马上要去上海了，那边压力大，节奏快。你还在读研，未来还不确定...我们不合适。”
“昨天你不是这么说的。”我说，“昨天你还说，等我毕业就结婚。”
“昨天是昨天。”他声音更冷了，“晓雅，现实点。婚姻不是恋爱，要考虑很多东西。门当户对，未来规划，经济基础...”
“所以是钱的问题？”我问，“因为我爸不给我陪嫁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是。”他终于承认，“晓雅，六十万对你家来说不算什么。你爸那家餐厅，一年挣的不止这个数。但他一分不给，说明什么？说明他不看好我，不认可我们的关系。”
我想起昨天晚饭时的场景。
餐桌是实木的，用了二十年，边角磨得发亮。父亲坐在主位，慢条斯理地喝汤。母亲在给我夹菜，一块红烧肉，又一块。
“爸，妈，我和林峰打算等我毕业后结婚。”我说。
母亲笑了：“好呀，林峰那孩子不错。”
父亲放下勺子，看着我：“陪嫁的事，我跟你说一下。那六十万，我不打算给了。”
筷子掉在桌上，发出清脆的响声。
“爸...您说什么？”
“我说，陪嫁的钱，一分不给。”父亲看着我，“你要嫁，就自己嫁。”
“为什么？”我站起来，“爸，那是您答应过的！我考上研究生时您亲口说的！”
“那是那时，这是现在。”父亲擦了擦嘴，“林峰那孩子，我看不行。”
“怎么不行了？”我声音在抖，“他是清华硕士，马上要去上海工作，年薪四十万...”
“所以呢？”父亲打断我，“所以你就觉得他配得上你了？陈晓雅，我告诉你，一个男人，眼里只有钱和前途，那不是良配。”
“您不了解他！”
“我比你了解！”父亲也提高了声音，“上次他来家里，我问他以后打算，他说要在上海买房子，要送孩子去国际学校，要让你当全职太太。我问他想过你的梦想吗，他说‘女孩子要什么梦想，相夫教子就行了’。”
我愣住了。这些话，林峰从没跟我说过。
“他还问我陪嫁多少，说上海房子贵，六十万可能不够首付。”父亲冷笑，“听听，还没结婚呢，就开始算计你的钱了。”
“那是现实...”
“现实？”父亲站起来，“现实是你妈当年嫁给我时，我一分钱没有，就一辆破自行车。她陪嫁的缝纫机，是我们家第一件像样的家具。但我们过到现在，没让她受过委屈。”
他走到我面前，看着我：“晓雅，钱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品。一个还没结婚就算计你陪嫁的男人，不能嫁。”
那晚的争吵以我摔门而出结束。我给林峰打电话，哭着说完。他说：“别理你爸，老一辈思想，封建。我们有我们的活法。”
现在，二十四小时后，他打来电话说“我们不合适”。
老槐树的影子更长了，像要把整个窗户吞没。
“林峰，”我说，“如果我爸给那六十万，我们还合适吗？”
他沉默了。沉默就是答案。
“我知道了。”我说，“那就这样吧。”
挂了电话，我把手机扔在床上。没有哭，只是觉得累，从骨头缝里透出来的累。
敲门声响起。
“晓雅，睡了吗？”是父亲的声音。
“没。”
他推门进来，手里端着杯热牛奶。看见我红肿的眼睛，叹了口气。
“他打电话了？”
“嗯。”
“说什么？”
“说我们不合适。”
父亲把牛奶放在桌上，在我对面坐下。月光从窗户照进来，照着他花白的头发。
“难过吗？”
“有点。”我说，“但更多的是...失望。原来四年的感情，不值六十万。”
“不是不值六十万。”父亲摇头，“是本来就不值钱。晓雅，你该庆幸，现在看清了，总比结了婚再离好。”
“爸，您怎么知道他会这样？”
“活了五十多年，看人还是准的。”父亲说，“第一次见林峰，我就知道这孩子心思重。他看你，不是看人，是看条件：长相，学历，家境。你对他来说，是往简历上添的一笔，不是要共度一生的人。”
我想起和林峰的点点滴滴。他确实总在规划：毕业后要进什么公司，几年要升到什么职位，什么时候买房，买什么车。他的人生像一张精确的Excel表格，而我只是其中一个单元格。
“可是爸，”我还是不甘心，“现在的人都这样，现实一点不对吗？”
“现实没错，但不能只有现实。”父亲说，“婚姻是一辈子的事，不是买股票，看涨就买，看跌就抛。是要两个人一起扛风雨，一起过日子。”
他顿了顿：“你妈嫁我那会儿，我刚下岗，天天蹬三轮车送货。她怀孕时想吃西瓜，我蹬了二十里路去买，回来时中暑，差点晕倒。但看到她的笑脸，就觉得值。”
“后来餐厅开起来，最难的时候三个月发不出工资。你妈把她陪嫁的金镯子卖了，给我当启动资金。我说‘等挣钱了给你买更好的’，她说‘不用，人在就好’。”
父亲眼睛有点红：“晓雅，这就是婚姻。不是你有六十万陪嫁我才娶你，是你没有六十万我也要你。”
我哭了，这次是感动，也是释然。
“那六十万，”父亲说，“我还是会给你，但不是现在，也不是全部。等你真正找到那个对的人，等你们需要用钱的时候，我一分不少地给。但现在，不能给。”
他站起来，拍拍我的肩：“好好睡一觉，明天太阳照常升起。”
父亲走了。我端起那杯牛奶，还是温的。
窗外的老槐树在风里摇晃，掉下最后几片叶子。冬天要来了，但春天总会来的。
三个月后，我硕士毕业。林峰去了上海，听说很快找了个本地女孩，家里做生意的，陪嫁是一套房子。
朋友们替我惋惜：“你要是当时有那六十万，说不定...”
“说不定我现在已经离婚了。”我说。
他们都笑，以为我在开玩笑。只有我知道，我是认真的。
毕业后，我进了研究所，做环境工程。工作清贫，但踏实。周末回家帮父亲打理餐厅，学做菜，学经营。
父亲开始给我介绍相亲对象。有公务员，有大学老师，有创业的年轻人。我一一去见，但不是敷衍，是真的想认识新的人。
遇到周明是在一个环保论坛上。他是 NGO 的负责人，三十岁，皮肤黝黑，一看就是常年在野外跑的。
“你那个关于湿地保护的论文，我看了，写得好。”他主动搭话。
我们聊了一下午。他说他在云南做项目，保护红嘴鸥的栖息地。他说起那些鸟时，眼睛里有光。
“钱不多，但看着那些鸟一年年回来，就觉得值。”他说。
那一刻，我想起了父亲的话。
我们开始交往。周明很忙，经常在野外，信号不好，有时一周才联系一次。但他每次回来，都会带些小东西：一片特别的叶子，一块奇怪的石头，一张拍得歪歪扭扭的鸟的照片。
“不值钱，但我觉得你会喜欢。”他说。
我喜欢。比喜欢林峰送的昂贵的项链更喜欢。
恋爱半年，周明带我去见他的父母。老两口住在老小区，房子不大，但干净温馨。他母亲做了一桌子菜，不停给我夹菜：“多吃点，看你瘦的。”
饭后，周明父亲和我聊天：“小明工作忙，赚得也不多，委屈你了。”
“不委屈。”我说，“他的工作有意义。”
老人眼睛亮了：“你能这么想，真好。”
回去的路上，周明说：“我家条件一般，给不了你太多...”
“我要的又不是那些。”我打断他，“我要的是你这个人。”
他看着我，笑了，笑得很温柔。
又过了半年，周明向我求婚。没有钻戒，没有鲜花，就在我们常去的湿地边上。他掏出一个用草编的戒指：“等有钱了，给你买真的。”
“这个就很好。”我说。
我带他回家见父母。父亲做了一桌子菜，和周明喝了不少酒。
“听说你在做环保？”父亲问。
“是，主要是湿地保护。”
“挣得不多吧？”
“不多，一个月八千左右。”
父亲点点头：“够用吗？”
“够用。”周明说，“我不抽烟不喝酒，没什么开销。就是有时候需要自己垫项目经费，会紧张点。”
“那要是结婚了，怎么养家？”
周明想了想，认真地说：“我会努力。但说实话，可能给不了晓雅太好的物质生活。不过我会对她好，尽我所能。”
父亲看着他，很久没说话。最后，他举起酒杯：“来，干了。”
那天晚上，父亲把我叫到书房。
“这孩子，不错。”他说。
“您觉得好？”
“实在。”父亲说，“不装，不吹，知道自己要什么，也知道能给什么。比那个林峰强。”
我笑了。
“那六十万，”父亲说，“你们拿去用吧。买房也好，做项目也好，随你们。”
“爸...”
“别急着拒绝。”父亲摆摆手，“这钱本来就是给你准备的。现在看到你要嫁对人，我也放心了。”
我和周明用那六十万付了套房子的首付，不大，八十平，但够住。剩下的钱，周明拿去扩大了他的环保项目。
婚礼很简单，就在我们保护的湿地里举行。没有豪华酒店，没有名牌婚纱，只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和漫天飞过的红嘴鸥。
周明给我戴上了真正的戒指，白金，很简单，但很亮。
“等以后有钱了，给你换大的。”他小声说。
“这个就很好。”我说。
父亲在婚礼上发言，他说：“今天我最开心的不是嫁女儿，是女儿找到了对的人。什么叫对的人？不是最有钱的，不是最成功的，是那个能陪你一起做梦，一起把梦变成现实的人。”
他看向周明：“小明，我把女儿交给你了。好好待她。”
周明重重点头：“爸，我会的。”
如今，结婚三年了。我们有了个女儿，取名小雨，因为生她那天正好下雨。
周明还在做环保，收入没怎么涨，但项目越做越大，保护了好几片湿地。我也在研究所站稳了脚跟，有了自己的课题。
生活不富裕，但很充实。周末我们带女儿去湿地，教她认鸟，认植物。她会指着飞过的红嘴鸥说：“爸爸的鸟！”
周明会把她举起来：“对，爸爸的鸟。”
父亲常来看我们，带着他做的菜。他和周明成了忘年交，两人经常一起喝酒，聊环保，聊人生。
有时候，我会想起林峰。听说他在上海混得不错，已经升到副总，娶的老婆生了二胎。有共同的朋友说他提起我时，会说：“当年那个，幸亏没成，太穷了。”
我听了笑笑，不生气。因为我知道，我现在拥有的，是他永远理解不了的富有。
那六十万陪嫁，最终成了我和周明新生活的起点。而父亲当年的坚持，不仅让我看清了一个人，更让我找到了真正的幸福。
如今，每当有人问我婚姻的真谛是什么，我会想起父亲的话：婚姻不是买股票，不是看条件，是两个人一起扛风雨，一起过日子。是你在外面累了，家里有盏灯为你亮着；是你想飞的时候，有人陪你一起飞；是你跌倒的时候，有人扶你起来，说“没事，我在”。
这就是我的故事。一个关于六十万陪嫁的故事，一个关于真爱和现实的故事，一个关于父亲如何用最笨拙的方式，保护女儿找到真正幸福的故事。
而我很庆幸，在那个夜晚，当林峰打来电话说“我们不合适”时，我没有哭太久。因为后来的我才明白，有些“不合适”，其实是老天最好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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