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9月初的清晨，甘南高原的雾气尚未褪尽，陕甘支队第二纵队第十三大队的临时指挥所里，张爱萍正伏案修改夜里拟出的行军计划。突然，门帘一掀，队长陈赓探头而入，嘴角带着一抹意味深长的笑意：“老张，听说从明天起你就不是政委了，成了政治部张干事？”短短一句玩笑，却道破了昨晚会议上一场“顶牛”后的结果。
这不是张爱萍第一次因“顶撞”上级而付出代价，却是最让他窝火的一回。事情要从半个月前说起。红军长征进入陕甘边，中央决意把原二纵、四纵简并为陕甘支队，下辖三个纵队。十三大队被划到一纵，名义上是组织优化，实则暗潮汹涌。新上级刚一到任，便召开所谓“整风碰头会”，点名要各部于卯时前到场。陈赓、张爱萍掐表提前五分钟到，却发现其余各队已落座。主持会议的那位纵队政治部副主任板着脸开口：“你们俩迟到，影响了会议秩序。”这话一出，四座皆默。
陈赓性子温和，正欲解释，张爱萍抢先站起，语调冷硬：“报告，我们按通知时间提前五分钟到达。若要提前，还请下明文。照您这么算，只要有人提前一个时辰到，我们都成了迟到。”会场空气仿佛凝固。对方面色铁青，哼了一声：“这里是一纵，不是你们原来的二纵，懂不懂规矩？”张爱萍憋了半天，终究压不住火，丢下一句“强加不是规矩”，拂袖而去。
晚上，彭德怀的电话打进来，劈头盖脸：“小张，你这脾气什么时候能改？组织决定的，你要执行！”张爱萍沉声回道：“我服从命令，只是不服无端的污蔑。”彭老总沉吟片刻，语气缓和：“有理说理，可不能光拿火药桶冲人。先按命令去政治部报到，磨磨棱角。”
就这样，十三大队的政委，一夜之间“高升”成了统计干事。陈赓来送行，拍着他的肩膀哈哈大笑：“恭喜你啊张爱萍，明天起你就是张干事了！”张爱萍没笑，只回了一句：“干事也是干活儿。”转身负枪而去。
张爱萍1928年入党，翌年参加红军，比起黄麻、南昌起义的老兵，资历确实浅。但这位四川仪陇出来的青年，不靠年头吃饭，靠的是硬脾气和硬本事。上海情报线上，他和化名“王庸”的陈赓并肩摸爬滚打，连续两次在法租界险些丧命；井冈山到湘鄂赣，他又扛着捷克式轻机冲在最前面。部下劝他：“政委别拼命。”他回头一笑：“我跑你们能往哪跑？”那股子“不服就干”的劲儿，早已写进骨头里。
有意思的是，这股倔劲不仅体现在枪林弹雨，还体现在“官场”。1932年，他被任命为少先总队副队长兼总训部长。别人抢着加职衔，他却主动要求撤掉副队长头衔，只留总训一职。“虚衔有啥用？”他拍拍自己的左臂——那年初刚在战斗中中弹，“别耽误操练。”罗荣桓事后评价：“这小子身上没半点官气，可贵。”
把时间拉回到1935年的政治部。张爱萍到了以后，果然被束之高阁，无战可打，日复一日埋首表册。他偶尔拿笔划几下，又丢到一旁，抱怨道：“拳头痒。”谭政看得出来，安慰说：“这不是给你放个假？山高路远，先养精蓄锐吧。”尽管如此，张爱萍还是利用空闲，把红军大学教材翻了个遍，琢磨战略，顺带在走廊里找人讨论，常常辩得面红耳赤。
不久，西征乌江东岸作战打响。前线缺员，罗炳辉点名要张爱萍去当先头团副。政治部那位副主任心知大势难违，只得把“张干事”又请回战斗序列。率部长驱直入毕节，张爱萍再现急行军绝活：一昼夜行军八十里，闪击土桥镇，一举断敌退路。战后总结会上，他照例没给自己留面子：“情报准备不足，险些误事，下回要改！”说完便翻开地图与参谋推演。会场一片窃笑，这就是张爱萍，打完仗还拔高自己标准。
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央军委调他赴新四军，后又入延安抗大续修学业。那一年他已三十出头，却依旧在学员队埋头苦读陆军条令。叶剑英见了，笑着打趣：“老张，你这书读不完啊？”他回答：“饭要顿顿吃，战术也得天天学。”若干年后，他在豫西反扫荡中摆足伏击，用28天击溃日军第33旅团，可谓学以致用。
淮海战役爆发时，张爱萍任华东野战军第9纵队司令员。濛洼湖畔的双堆集，他提着望远镜，嘴里嘟囔：“看清楚了，敌人打哪个算哪个。”随后砲兵群齐射，七小时内拿下国民党整编第69师。老战友陈赓闻讯，特地发电：“当年那股倔劲，今天还真派上了用场。”谁都知道，这句玩笑里有敬意。
值得一提的是，张爱萍对“名利”二字始终保持警惕。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他统率20军进城，三天后主动提出撤销自己“警备副司令”头衔，只保留军长一职。同僚不解，他答：“担子够重了，别再添虚名。”这句话几乎是当年他辞去副队长原话的复现。
1955年9月27日，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首批上将授衔仪式庄重而简朴。林彪给张爱萍正肩戴章时，发现对方领口油渍斑斑，忍俊不禁：“老张，你这身军装该换换了！”台下几位老战友眼神交流，仿佛又回到甘南那个兵荒马乱的上午。授衔结束，陈赓把臂笑道：“张干事，如今可是张上将喽！”张爱萍一摆手：“上将也是兵，别来那一套。”
进入六十年代，张爱萍调国防科委，主持“两弹一星”技术攻关。会议室里，他对专家们发火：“光凭教科书打不赢信息化战争，脑子要跟着火箭升空！”那句话不算客气，却让一群年轻工程师记了很久。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顺利入轨。测控大厅里，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欢呼。有人回忆，当天晚上张爱萍仍旧坐在图纸前，一杯浓茶咕嘟咕嘟下肚，眉头紧锁：“后面还有卫星二号、三号，可别松劲。”
从1928年递交入党申请，到1988年被授予上将衔补授仪式，张爱萍在硝烟与科研之间打了大半个世纪的仗。他冲锋在前，也顶撞在前；他看不上虚名，却从不回避责任。那句“勿逐名利自蒙耻，要辨真伪羞奴颜”写在日记本扉页，更镌刻在他每一次选择里。
当年的“张干事”究竟学到了什么？或许就是四个字：敢作敢当。性子急，脾气硬，嘴上不饶人，可关键时刻从不含糊。也正因这份倔强，他能在风浪里站得稳，能在战火中闯出路，也能在和平年代扛起更沉的担子。病榻之上，他叮嘱晚辈：“想问题别怕冲撞，要先对得起良心。”语气还是当年那般笃定，仿佛甘南晨雾中的枪声尚未散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