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初夏，贵州石阡县坪寨乡的密林深处传来锄头敲击碎石的闷响。烈日下，一支考察小分队在山腰掘出两枚锈迹斑斑的德国造马克沁弹壳，旁边还散落着半截军号与几块残破军靴。带队的老兵杨又铸俯身拾起弹壳，轻声嘀咕：“七十年了，总算找到点线索。”十几名随行人员瞬间安静，空气在午后悄然凝固。
对于外人而言，这只是普通的战争遗物；对老人，却是压在心头数十载的迷雾。1934年秋，红六军团第十八师第五十二团在石阡乌江北岸突然失去联络，整整八百名战士自此销声匿迹。未见尸体，未留弹痕，连中央纵队也只收到一句“阻击任务完成”的简报。此后，追寻、打听、踏查，统统无果，事件被归入长征中的“悬案”。
“当年真没人活着回来？”年轻队员低声问。杨又铸摇头，粗哑答道：“父亲在战斗里失踪，母亲等了一辈子。”短短一句，像干柴点着沉默。众人埋头继续挖掘，昏黄泥土间一枚刻着“52”字样的纽扣悄然露出，这串数字再次将记忆拉回1934年深秋。
那年十月，中央红军被迫突围，遵义会议尚未召开，指挥仍旧掌握在博古、李德等人手里。为牵制桂系与川军，红六军团奉命南下侦察。萧克任军团长，王震任政治委员，部队开拔时不足万人，却承担探路、牵制、吸引火力三重任务，危险程度可想而知。
行至湘黔边界，桂系军阀李宗仁部尾随，凭借熟悉地形不断侧袭，红军药品短缺、弹药见底。十月二十七日晨，先头五十三团在尧上遭伏击伤亡过半，部队被迫改道西渡乌江。萧克判断继续硬拼无异于自毁，于是决定以第十八师担任后卫。师长龙云接到命令，只简单回了三个字：“保证完成。”没人多问，他也没再解释。
当夜大雾弥漫，乌江水声轰鸣。龙云把师部拆成小组组织狙击，让突击队加紧搭浮桥。激战持续三小时，红军仅剩约六千人成功渡江。浮桥在黎明前被敌军炮火炸断，而留守阻击的正是仅有八百余人的第五十二团。这个数字后来被无数档案反复核实，从未改变。
敌我悬殊。短暂补给后，五十二团子弹全部打光，刀拼枪，拳对刺，几乎每个人都带伤。十月二十九日傍晚，龙云收到萧克电令：“主力已脱险，速率部迎合。”听到“安全”二字，战士们一片欢呼。然而山谷中出现一队陌生身影——本地团练。桂系惯用“土匪恐共”宣传，团练把红军当毒瘤，紧随其后引狼入室。
龙云权衡再三，决定把对方引向相反方向。战士们卸下红星帽徽，伪装成大部队佯装北撤，实际折向东南。当地猎户指路，提议翻过一座叫“困牛山”的绝壁，“山高林密，鬼都找不到”。龙云自知风险，却别无选择，只能跟着向导夜行。
困牛山形似蹶坐的老黄牛，三面悬崖，一面陡坡，只有一条羊肠栈道可上可下。五十二团冒险攀至山腰，敌军却尾随而至。更可怕的是，向导竟是团练暗线，直接将部队送进绝境。十月三十日清晨，山顶传来机枪声，数倍于己的桂系部队封死退路。此时全团不足五百人。
弹药枯竭，补给断绝，山间寒风凛冽。龙云召集干部，提出“分兵突围”方案，自己率三百人闯出包围，田海清带残部断后。田海清拍着胸口拒绝：“团还在，我一刻不走。”两人僵持片刻，最终龙云要他留下，因为“师长死在这儿，全军士气必崩”。眼见决断已下，田海清沉声道：“那就请师长早走，我们替你们守到最后一刻。”
傍晚时分，龙云率突围队沿北崖索降。迷雾中枪声仍断断续续，他没等到汇合的约定信号。两日后，这支突围小队在大坪被敌骑追上，龙云负伤被俘。国民党“反省院”档案记载，他拒说任何暗号，最终于1935年1月被秘密处决，年仅27岁。至此，五十二团在官方文献中再无下文，八百名官兵仿佛蒸发。
抗日战争爆发，随军档案散佚；解放战争时期，老战友三度赴石阡踏查均无结果。贵州山岭多隐秘溶洞，半年雨量超过1400毫米，尸骨、残械极易被泥石流掩埋，案件只能被暂时搁置。萧克晚年回忆此事仍满是愧疚，“我这个军长亏欠十八师太多”。
时间来到二十一世纪初。杨又铸原名杨又柱，正是当年失踪班长杨世贵之子。父亲只留下半件军装和一张泛黄通行证。1998年退休后，他决意探寻父亲下落，翻遍县志、民间歌谣、族谱碑刻，足迹踏遍整个石阡与思南交界山区。2004年那个酷暑，他在困牛山北坡山脚发现零散布鞋底和烧焦的吊带枪套，由此锁定范围。
随后的一年半，民政、文史专家与他共同勘探，确认山体滑坡层下埋有大量战时遗物。掘出七十五具骸骨，胸前多残留苏制六一步枪弹夹；岩壁凹洞里，一枚铜制团旗扣依稀刻着“十八师·五二”。歼击现场与传说中的困牛山惊人吻合，五十二团下落至此水落石出。失踪已不是谜，只剩沉甸甸的名单。
2006年清明，石阡县政府在困牛山脚修建纪念碑，碑座镶嵌杨又铸搜集整理的186个已确认姓名。碑文结尾刻着龙云遗嘱原话：“哪怕只剩一人，也要把队伍带出去。”一年后，《困牛山红军壮举》自费印刷一万册。杨又铸把首印本摆在碑前，轻轻拂去尘土，那座山依旧静默，乌江水声却仿佛在替800位红军战士继续回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