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七年三月的莫斯科依旧天寒地冻，国际妇联大会的会场却人声鼎沸。台上那位身材瘦削、神情坚毅的中国代表刚一露面，就被女学生们热情包围。她叫蔡畅，三十多年来始终在枪林弹雨中奔走，此刻却心事重重——会场角落里，站着一位沉默的姑娘，正是她唯一的女儿李特特。
世人谈蔡畅，总绕不过“中共第一位女中央委员”这几个字，却鲜少有人知道，她早在一九二四年就做出绝育决定，把全部时间和情感投向革命。李特特的降生给父母带来短暂温情，随后便是永不停歇的离别。外婆成为生命中最早、也最亲近的照料者，直到一九二七年母女第一次团聚，冰冷的隔膜却在黑夜里迅速蔓延。蔡畅为了防止特务监视，把认生的小女孩关进暗屋以示训诫，那串“坏妈妈、臭妈妈”的哭喊，成为李特特心里挥之不去的阴影。
搬家、改姓、躲“尾巴”，是女孩童年的日常功课。上海街头的流动摊贩、江南雨巷的昏黄灯火，给别的孩子是温情，对她却意味着警觉。母亲黎明前就背着宣传品出门，晚间才匆匆回转。为了不暴露身份，小狗被捕狗队带走时，蔡畅拉着女儿转身离开，没一句安慰。有人觉得过于狠心，可在她看来，任务若失败，更多同志要付出生命代价。
一九三一年红军反“围剿”，李富春、蔡畅被派往中央苏区，独留孩子远在后方。少女的信里只有一句“爸爸什么时候再带糖回来”，却始终等不来回执。延安的黄土高坡又让母女分别七年。一九三八年李特特终于抵达陕北，她幻想着久别重逢的拥抱，却只得到母亲一句简短的“先去洗手，再排队领粮”。同院里被收养的烈士遗孤可以拉着蔡畅的袖子撒娇，她却从未享受过类似待遇，委屈在内心一层层结痂。
值得一提的是，延安窑洞里的另外一幕，让李特特开始重新审视母亲。一次夜间座谈会，青年们讨论“中国缺不缺领袖”。有人说中国需要自己的列宁，蔡畅挺直腰板回答：“毛泽东就是中国工农的领袖。”那一刻灯火摇曳，她的语气铿锵，气场甚至盖过了枪声的回响。女儿第一次意识到，面前的女人并非家庭意义上的母亲，而是无数战士心中的旗帜。
一九三九年蔡畅返回抗日前线，李特特留在苏联入读儿童院。最初两年母女还能靠书信维系情感，卫国战争打响后交通阻断，信件寥若晨星。夜深人静时，她听着防空警报，看着同龄人被家长拥入怀中，心底常冒出疑问：为什么自己的母亲只在政治标语里出现？
二十二岁的声音，在一九四七年的莫斯科会场终于爆发。“妈妈，你不爱我！”李特特忍了很久，泪珠挂在睫毛。蔡畅愣住，继而质问：“你怎么得出这个结论？”旁人说不出话，气氛凝滞。李特特抽噎着：“我只有您一个妈妈，可您从不抱我，也不问我苦不苦。”蔡畅那日谈了很久，句句都透着直率：“你在这里安全，能学习科学，这是爱；我如果把全副心思都给了你，千千万万失去父母的孩子怎么办？”这番话比任何拥抱都沉重。
争执并未立刻化解矛盾，却让李特特第一次听到母亲亲口讲述革命者的情感逻辑——爱的对象被无限扩大，个人亲情自然被稀释。她沉默良久，只回一句轻声的“我懂了”，随后把母亲送的那件粗呢外套紧紧裹在身上。多年以后，她仍珍藏着那件外套，缝补再三，不舍得丢弃。
新中国成立后，李特特携丈夫回到北京，一口俄语夹杂东北腔，在招待所里显得格外醒目。蔡畅没有安排舒适岗位，而是递上一纸调令：北大荒垦区。有人替她鸣不平，她却记住母亲那句“要了解群众”。零下三十度的风，吹裂了双手，她依旧蹚在稻田里记录土壤酸碱度。那一年，她才真正体味到父母为何甘愿清贫也要为百姓奔走。
一九七五年，李富春病逝。合法遗产十三万元全部上交国家，熟悉内情的人知道，这是夫妻俩多年来积攒的全部稿费和稿酬，没有为女儿留下一砖一瓦。李特特只淡淡地说：“他们一向如此，我的财富是他们教给我的那条路。”语气平静，却比任何追悼词都动人。
晚年谈起母亲，她说自己“像孤儿”。这不是抱怨，而是一种独到认知：蔡畅属于时代，不属于家庭。历史苦难带来的情感缺口，无人可以填补。但那个缺口，也正是革命理想扎根的土壤。李特特理解了，也照着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