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最早那一批从美军战俘营里活着回来的人。
可好日子没过几天，铺天盖地的指责就砸向了他。
理由特别简单粗暴：这人当了俘虏不算，还干了一件让战友们戳脊梁骨的事——他“变节”了。
不仅低头服软，他还接过了美军和国民党特务递来的橄榄枝，甚至领了“潜伏”的任务，摇身一变，成了专门对付志愿军的“特务”。
这事儿把一个极其尖锐的问题摆在了台面上：当一名军人落到了敌人手里，眼瞅着明晃晃的刺刀和裹着糖衣的炮弹，除了“死扛到底”和“叛变投敌”，到底还能不能走出第三条路？
把日历翻回1951年的那个初夏，朝鲜半岛打得正凶。
第五次战役打到了第二阶段，志愿军第60军180师在三八线以南一百多公里的位置，让人家给包了饺子。
那会儿的情况，真叫一个悬。
后勤补给线断得干干净净，战士们饿得两眼发昏，最惨的时候满山遍野挖野菜、啃树皮充饥。
说白了，这就是个有去无回的活儿。
美军飞机的炸弹呼啸着落下来，电台当场就被炸成了废铁。
他没往战壕里钻，反倒抄起枪，跟另外两个战友冲到了最前沿。
子弹横飞，一枚炸弹就在他脚边炸响，眼前一黑，啥也不知道了。
等他再睁眼，人已经被关进了敌人的笼子里。
摆在他眼前的，简直就是一道催命符。
美军为了管住这成千上万的战俘，特意从台湾把那帮国民党特务给调了过来。
他是辽宁辽中出来的，1926年生人，1948年8月考进了国民党成都陆军军官学校，正儿八经的第23期通讯科高材生。
这层身份，要是搁在平时，那就是战俘营里的死罪，可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成了敌人眼里的“突破口”。
这帮人开始给他洗脑：既然都是黄埔出来的，以前各为其主那是没办法，现在都进来了，与其跟着共产党受罪，不如“回归”国民党，吃香的喝辣的。
硬顶？
他骨头是硬，严刑拷打没让他吐露半个字。
可敌人那点耐心早就磨光了，那可是1951年底，美军和特务正琢磨着要把一批“死硬分子”拉出去活埋。
硬顶的下场，无非就是坑里多具尸体，对国家、对部队，起不到半点作用。
真降？
那是想都别想。
早在1949年成都解放那会儿，他就已经拿定了主意。
那时候蒋介石兵败如山倒，躲在陆军军官学校里，那是国民党在大陆最后的苟延残喘。
他眼睁睁看着国民党内部贪污成风、勾心斗角，死到临头了还是一盘散沙。
那种腐败透顶的空气，让他打心眼里恶心。
他是真心觉得，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一个在1949年冒着“毕业即失业”的风险都要投奔光明的人，怎么可能在1951年走回头路？
既然硬扛是死，真降又绝无可能，那就只剩下一条路可走：将计就计。
这可不光是胆子大就能干的事，这得拼脑子。
这下子成了敌人的眼中钉，被毒打得死去活来，还被扔去干最重的苦力活。
他开始装出一副“被打服了”的顺从样。
敌人一看，觉得火候差不多了，就开始给他下更大的钩子：把你训练成间谍，再把你塞回共产党那边去。
如果不点头，他就是案板上的肉；如果点了头，他就能摸到敌人的核心情报，甚至能获得行动自由。
这简直就是一场拿命做赌注的豪赌。
赌的是自己的名声，甚至是性命。
一旦演砸了，不仅会被敌人干掉，就算活着回去，顶着个“接受过特务训练”的帽子，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表面上，他对美军和特务言听计从，老老实实接受各种针对我军的破坏任务和情报搜集训练。
私底下，他把敌人的训练路数、行动计划、组织结构全都刻在了脑子里。
更绝的是，他利用敌人对他的那点信任，在这个过程中，愣是没吐露过半个字的真实核心机密。
反倒利用自己的专业手艺和聪明劲儿，在执行所谓的“任务”时，反手就把敌人的重要设备基地给炸了个稀巴烂。
这手“无间道”，玩得那是相当漂亮。
他不但保全了自己，还借着敌人的手狠狠打击了敌人。
当他最后成功甩掉美军和国民党的控制，跑回志愿军这边时，他带回来的不光是他这条命，还有美军战俘营内部黑幕、国民党特务活动的铁证。
在那个特殊的年头，大伙儿对战俘都有偏见，觉得只要被抓了就是变节。
当年在成都军校，他看透了国民党的烂，选择了起义，这是第一次选对了；在朝鲜战场被俘后，他看透了死磕没用，选择了“诈降”，这是第二次关键抉择。
这两次拍板，背后的道理是一个样：不为自己谋私利，只为国家。
真正的忠诚，不是顺风顺水时喊几句口号，而是在绝境里，当所有人都觉得你要叛变的时候，你依然守住了底线，并且抽冷子给了敌人最狠的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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