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底，上海刚解放，整个城市还处在一锅半生不熟的粥里，稀里糊涂，新旧交替。
就在这乱哄哄的当口，一个穿着国民党少将军服的人，一个人，径直朝着解放军军管会的大楼走过去。
这身军装板正，但看得出穿的人好几天没怎么合眼了。
站岗的解放军上来一问，他没绕弯子，压着嗓子说了一句能把人吓一跳的话：“同志，我叫汪维恒，1924年入的党，有要紧的事儿要跟上头说。”
这话一出，在场的人都愣住了。
一个国民党的少将，开口就说自己是二十多年前的老党员。
这可不是电影里的情节，这是实实在在发生在黄浦江边的事。
他兜里揣着的，不是别的，是国民党军队整个后勤系统的家底，是一条埋了二十多年的，看不见的火线。
一、富家子弟的“歪路”
要说这汪维恒，他本该是个大老板。
家里在浙江宁波是做大生意的，他爹早就给他把路铺好了：学好外语，回家接班，在商场上大杀四方。
可那年头，哪有安稳让你做买卖的地方。
北洋军阀打来打去，今天你来明天他走，跟闹蝗灾似的，再有钱的地方也经不住这么折腾。
汪维恒还是个小年轻的时候，就爱往霞飞路那些卖新思想书的书店里钻，翻着《新青年》这些杂志，脑子里装的都是“德先生”、“赛先生”。
他看明白了，光靠算盘珠子响，救不了这个快散架的国家。
他自己琢磨：“枪杆子是国家的骨头，粮草是枪杆子的血。
把这事儿弄明白了，才知道谁强谁弱。”
这想法一冒头，就再也摁不下去了。
家里人谁都没想到，他一扭头，不干生意了，跑去考了北京的军需军官学校。
他不往前线冲，专门研究怎么管钱管粮。
这脑子转得跟别人不一样，他觉得要治病，得先摸到骨头和血脉。
一进浙军那个大染缸，他更是开了眼。
里头乌烟瘴气，当兵的碗里，米跟沙子一半一半，当官的却靠着克扣军饷一个个吃得脑满肠肥。
汪维恒话不多，就这么冷眼看着，心里对这帮旧军队是彻底凉透了。
就在这时候，他认识了一个叫张秋人的年轻人。
这人不一样，不跟他讲那些虚头巴脑的大道理，就指着军队里这些烂事说，光靠你一个人看不惯没用，得找“有组织的力量”。
这个“组织”，就是共产党。
1924年，张秋人当了介绍人，汪维恒就秘密入了党。
上头给他的任务也特别：就待在国民党军队里，干好你这个管钱粮的官，你就是组织钉在里头的一颗钉子，要扎得深，扎得牢。
二、当“账房先生”的日子
国共第一次合作那会儿，汪维恒的“两面派”生活就算是正式开张了。
明面上，他可是国民党里的红人，积极肯干，上头还让他发展国民党员。
可背地里，他悄悄在士兵里头散播革命的种子。
后来风向变了，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发文要“清党”，一份“共产党嫌疑人”的名单就送到了他办公桌上。
他眼皮都没眨一下，利用管人事档案的方便，转头就把名单透给了地下组织，5个同志就这么有惊无险地溜了。
就这么过了二十多年，汪维恒凭着那股子清廉劲儿和精通业务的本事，在国民党后勤系统里是越走越高。
他这人有个特点，不跟人拉帮结派，就是一门心思琢磨怎么调配物资。
这反而让上头觉得他可靠，没那么多花花肠子，也让他躲过了好几次派系斗争的浑水。
到了南京军需署，他跟地下党员史永对上了头。
最有意思的是，史永看他生活朴素，为人正派，跟那些贪官完全不是一路人，心里头居然盘算着怎么把他发展成党员。
这事儿闹了个大乌龙，等全国都解放了，俩人坐一块儿说起这事，都笑得不行。
当然，这活儿不是每天喝茶看报那么简单，那是天天在刀尖上跳舞。
抗战那阵子，他凭着职业敏感，就嗅出蒋介石不对劲了，嘴上喊着合作抗日，背地里却想让胡宗南带兵把延安给围了。
汪维恒当时在军需署当大官，西北那边部队的粮草调动、军火补充，哪一样不得从他手上过？
他把这些零零碎碎的文件、电报，一个人关在屋里，熬了好几个通宵，拼凑出了一份完整的计划，写成密信，通过秘密交通线加急送到了延安。
这份情报的分量，现在说起来都沉甸甸的。
中央提前知道了老蒋的算盘，赶紧调整部署，硬是把国民党掀桌子的时间给往后推了。
这就给敌后根据地的发展，挤出了救命的时间。
可以这么说，那些年国民党后勤仓库里有多少家底，延安的窑洞里也基本有个数。
三、主动跳进“虎穴”
到了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那艘大船眼看就要沉了。
汪维恒因为出了名的干净，还被派去查办军队里的腐败案，搞所谓的“打虎”。
可他一查才发现，这哪是打虎，分明是神仙打架，拿他当枪使。
他办了几个倒卖军用物资、发国难财的大官，结果直接捅了孔宋家族的马蜂窝。
一时间，他两次被撤职，差一点就给扔进大牢里。
最后还是陈诚看中他的本事，出面说了几句话，才把他保了下来。
1948年底，三大战役打完，老蒋开始琢磨着往台湾跑路。
陈诚就点将，让汪维恒去台湾，负责清点、接收从大陆运过去的那些军需物资。
这对汪维恒来说，是个要命的选择。
这一脚要是踏上台湾岛，那可能这辈子就回不来了。
可转念一想，黄金、军火、工厂设备、机密档案…
国民党正把老本一点点往台湾搬，这些东西的情报对解放军来说，太重要了，尤其是以后要是打过海峡去，没这些一手资料，那得吃多大亏。
个人安危和国家大事摆在面前，汪维恒又一次没犹豫。
他主动找到组织，要求去台湾潜伏。
组织上也是反复掂量，最后同意了，就嘱咐他一句话：“看情况不对，随时准备撤。”
上船那天，他看着大陆的海岸线越来越远，心里就一个念头：“我得回来。”
到了台北，他住进一间日本人留下的小平房，白天是忙着盘库点货的国军高官，晚上就把台湾的兵力部署图、机场港口的位置、军火库的分布，一点点画下来，记下来，再想办法送回大陆。
四、回家
在台湾待了快一年，到了1949年秋天，汪维恒收到了一封老战友史永寄来的信。
信里头没啥特别的，就是一首普普通通的古诗。
可汪维恒一看就明白了，这是叫他赶紧回家的暗号。
怎么从陈诚眼皮子底下溜走，是最后一道坎。
他打了个报告，说自己老娘病重，得回大陆看一眼。
陈诚哪肯放人，好说歹说，甚至说派军舰去把他妈接到台湾来。
陈诚的老婆也亲自上门劝。
汪维恒就一口咬定，老太太年纪大了，经不起海上风浪。
他把话说死了，陈诚也没办法，最后只能批他一个人先回去。
他心里清楚，自己前脚走，后脚留在台湾的老婆孩子就成了人质。
但这步棋，他早就跟组织商量好了。
就在他刚到上海没多久，地下党就行动了。
他们利用基隆港人来人往的混乱，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他一家老小送上了一艘开往大陆的船。
当船慢慢靠上黄浦江码头，家里人看到岸上飘着的五星红旗时，憋了那么久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
这场横跨海峡的团聚，给这个传奇故事画上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句号。
新中国成立以后，汪维恒被任命为总后勤部副部长，继续干着他干了一辈子的后勤工作。
他用自己的一生证明了当年入党时说的那句话——从那天起，就没想过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