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不再养活“不干活的懒汉”了，争当贫困户的现象，将不复存在。脱贫攻坚不是“终身饭票”，五年过渡期，即将在2026年画上句号。这意味着，靠“等靠要”混救济的日子，彻底一去不返，扶贫政策始终坚守，“扶勤不扶懒”的底线，绝不让投机取巧者钻空子。
2019年以前，村里一些人家明明能干活，硬是在评贫困户时找关系、编材料、装可怜，就为了那几百块补助和年终慰问。
更有甚者，有的人硬是找个借口说“父亲有病”，申请到了“建档立卡贫困户”。
但现在，时代变了。
2021年，中国宣布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紧接着，五年过渡期拉开帷幕。这不是一个缓冲时间，而是一次彻底的制度转型，重心从解决“有没有饭吃”，转向“怎么持续吃好饭”。
“从输血到造血”这五个字，听起来很抽象，但对村民赵大柱来说，是从一把锄头换成一台电焊机的真实转变。
赵大柱是云南昭通人，2017年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那时候他种玉米，收成全靠天，不仅不稳定，收入也低。
2021年，村里组织免费技能培训，他报名学了焊工，第二年，他就去了广东，月薪7500块。
到2023年，他把老婆孩子也接去了广州，“现在我不是贫困户，我是产业工人。”
五年来，全国累计识别出700多万监测对象，不是为了发补助，而是为了“堵漏洞、补短板、防返贫”。
这700多万人中，很多靠着技能培训、产业扶持、劳务输出，重新站了起来。
2023年，脱贫人口务工规模稳定在3000万人以上，说明一个趋势：靠双手吃饭，才是长久之计。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转变，2022年，山西临汾一位村干部举报，有人明明家里有车有房，年收入十多万，还在领“低保+边缘户”补助。
调查后发现，这类“伪贫困户”在部分地区并不少，他们钻政策空子，虚报收入、藏匿财产，甚至把户口迁到老家混资格。
这种现象，政策早就看见了。
从2023年开始，国家对“等靠要”现象展开专项治理，动态监测机制启动，一旦发现收入异常、购车购房、子女就读私立学校等情况，立即重新评估资格。
一些地方还试点“积分制”帮扶，劳动参与度、公共事务积极性，都会影响是否能享受政策支持。
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激励机制”的转变：不再奖励懒惰，而是鼓励奋斗。
贵州毕节市赫章县的一项改革引起关注，当地对于有劳动能力但拒绝外出务工、拒不参与村集体产业的“懒户”，实施“政策暂停机制”——暂停非基本兜底类补助，直到其参与公共劳动或就业培训。
数据显示，仅2023年下半年，当地“沉默劳动力”回流就业人数增加了800多人。
“扶贫不是养懒人。”赫章县负责人说得很直接。
但这种转变，并非全无争议。
有人担心，会不会误伤真正有困难的人？比如一些老年独居户、重病患者、精神障碍家庭成员，有可能因为信息不对称被误判为“无劳动意愿”。
对此，国家推行分层分类帮扶模式：对于确实无法就业的，继续兜底保障；对有一定劳动能力的，给予技能支持和产业引导；对临时困难的，提供短期过渡援助，防止“一刀切”。
这样的差异化，让政策更有温度，也避免了资源浪费。
从2026年开始，过渡期将结束，一切帮扶进入常态化，脱贫县将不再享受原有的特惠政策，而是通过乡村振兴统一纳入区域发展。
比如广西百色市，原来是深度贫困地区，现在依托甘蔗深加工产业，吸引龙头企业入驻，带动了两万多农户增收。
企业和村集体签协议，农户分红+就业双收入，脱贫不再靠政府，而是靠市场。
但也有隐忧，一些地区产业基础薄弱，年轻人外流严重，村集体经济“空转”，没有形成内生动力。
特别是西部部分边远地区，发展靠天吃饭，村干部文化水平有限，干事创业能力不强，这些地方，如何持续发展？政策的答案是：人。
“田秀才”“土专家”“返乡创业青年”，成了新阶段的主角，国家鼓励本地人才回流，提供创业贷款、土地优惠、技术指导。
江西赣州南康区一位返乡大学生，带动村里成立家具加工合作社，两年吸纳村民就业60人，年产值突破300万。
这些人，不是“扶贫对象”，而是“振兴引擎”。
除此之外，一些地方还探索积分制治理，比如重庆酉阳，村民参与义务劳动、环境整治，可以换取积分，积分可以兑换生活用品，甚至作为评选“文明家庭”的参考。
这种方式，不是用钱激励，而是用荣誉、参与感唤起责任心。
靠补助过日子的人，要么被政策淘汰，要么被社会边缘化；靠劳动致富的人，才有可能在乡村振兴中找到位置。
五年过渡期没有制造“养懒人”的土壤，而是清理了制度漏洞，重建了公平秩序，很多人从观念上彻底转变了——扶贫不是权利，而是机会。
从“保底线”到“促振兴”，不是一句话的事，而是一次深层制度变革。它的核心不是钱，而是人。
未来的扶贫，不再是政府单方面的“包办”，而是共同参与、共同建设的过程，这对政府，是治理能力的考验；对群众，是责任意识的唤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