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刚开春，武汉这地界儿出了桩怪事，怪到让人不敢信。
为了安排反特务、防破坏的急活儿，地下党把一帮码头和铁路上的硬汉凑到了硚口油榨厂，就在51号那个不起眼的木屋里开碰头会。
按理说，这种掉脑袋的秘密聚会，门口站岗的肯定是自己人。
可这回邪门了，在外头提着枪、瞪着眼警戒的，居然是死对头——国民党中统汉口站的特务。
这事儿听着像耗子给猫当伴娘，找死。
可这帮特务还真就没抓人，反倒成了最尽职的保安。
在幕后把这盘棋下成这样的，就是当时的中统汉口站“一把手”朱彬。
一个手上有人命案底的老牌特务，咋就心甘情愿给地下党看家护院？
这哪是突然良心发现，分明是一场关乎生死的赌局。
朱彬那会儿面临的处境，说白了就是死路一条。
淮海那边仗打完了，国民党这艘破船算是沉定了。
朱彬扒拉着算盘，怎么算都是个赔本买卖：
头一条路：跟中统撤台湾。
这条路堵死了。
老娘岁数大了，媳妇挺着大肚子，全家都在这儿拴着。
再说他也不是嫡系圈子里的人，去了那边也就是个填战壕的炮灰。
第二条路：留在武汉硬顶。
白崇禧嘴上喊着“十杀令”凶得很，可谁心里没数？
解放军过江就是分分钟的事。
作为中统站长，一旦城破了，他肯定是头号被清算的目标。
结果要么吃枪子儿，要么把牢底坐穿。
走不脱，留不得。
朱彬那阵子愁得整宿睡不着，只能把自己泡在酒缸里。
一直熬到大年初三，他硬着头皮去敲了一个人的门。
这人叫徐行，明面上是他的顶头上司兼老铁，中统华中区办事处执行组的副组长。
可朱彬做梦也想不到，这哥们的底色是红的——正儿八经的地下党。
酒过三巡，徐行把朱彬单扣下了。
屋里这就俩人，徐行冷不丁抛出一句：“外头乱成这样，你以后咋整？”
朱彬苦着脸：“想走走不了，想留不敢留。”
徐行接着话茬，语气变得意味深长：“事在人为嘛，真不想走，活路还是有的。”
这话一进耳朵，朱彬没觉得宽心，反倒吓出一身冷汗。
干特务这行的，嗅觉灵得吓人。
上级突然劝你别撤，这摆明了是两个坑：要么是在钓鱼执法，要么就是想策反。
朱彬的手顺着裤缝就摸进了兜里，死死攥住了那把早就顶上火的枪。
只要徐行下面那句话不对味，或者门外稍微有点动静，他绝对先下手为强。
徐行是老江湖，一眼就看穿了朱彬那点紧绷的神经。
他屁股都没挪窝，只是随手扭开了收音机，把指针拨到了一个谁听谁掉脑袋的频率——解放区河北广播电台。
广播里正喊话呢：只要放下枪，弃暗投明，就有好日子过。
这哪是广播啊，这是徐行摊在桌上的底牌。
他在告诉朱彬：我没给你下套，我是给你指路。
但这步棋也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要是朱彬是个死硬派，徐行当晚就得血溅五步。
朱彬插在兜里的手，慢慢松开了。
账算明白了：徐行既然敢亮底牌，说明这条道能走通。
跟着白崇禧那是给棺材板钉钉子，不如搏一把，兴许还能见着亮。
第二天大清早六点，在徐行家里，朱彬见到了地下党那边的负责人靳彦俊（化名金耀宗）。
打这会儿起，中统头子朱彬，摇身一变成了自己人。
但这事儿光靠嘴皮子不行，干情报的讲究个“投名状”。
朱彬心里跟明镜似的，自己以前手黑杀过革命党，欠了一屁股血债。
想以后不挨枪子儿，甚至弄个宽大处理，得拿出真金白银的诚意。
他的第一招，就是把手里的权给用了个底掉。
那时候武汉实行宵禁，晚上10点到早上6点谁走抓谁。
这对地下党晚上办事是个大麻烦。
朱彬二话不说，拿出了一摞中统汉口站的“调查证”。
这玩意儿好使，不光能横着走，还能挂枪。
他一口气签了40多张空白的，把公章、钢印、私章一股脑全塞给了靳彦俊。
这笔账他是这么盘算的：既然反正反水了，就别藏着掖着。
给一张是死罪，给四十张也是死罪。
索性给个痛快，让地下党看看他的决心。
后来一看，这些证件在护送地下党往返武汉、长沙、信阳的路上，真起了救命的作用。
可朱彬觉得这筹码还不够分量。
到了5月初，更惊险的来了。
中统那个叫吴慕风的大头目开会，透了个底：警备司令部弄了个黑名单，打算临跑路前把武汉的地下党这帮人一锅端了。
会开完，朱彬干了件把脑袋别裤腰带上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