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是最能打的，也不是最狠的，却是最后还在朝堂上喝茶的那个人。
苏禹珪出场时，别人在练刀，他在看书。
窗外是沙陀骑兵操练的喊杀声，屋里是《周礼》翻页的沙沙声。
“先生，这年头读这些，还有用吗？” 书童问他。
“刀剑能打天下，但治天下，还得靠这个。” 苏禹珪指了指桌上的经书。
这是他的第一张底牌，专业稀缺性。
苏禹珪的进士出身，在那个时代就是金字招牌。
要知道，晚唐到五代，科举时断时续。一个正经进士，比现在的常青藤博士还稀罕。
专业，是他的护身符。
乱世需要猛将开疆拓土，但坐江山时，皇帝总得找人收税、发饷、维持行政运转。
苏禹珪不争兵权，不结党羽，就专心做一件事，让国家机器转起来。
刘知远打下开封后，面对空空如也的国库头疼不已。
“谁能给朕弄来钱粮？”
武将们面面相觑。
苏禹珪站出来，“臣可试行‘度田税亩’，清查隐户，三月内，国库必见粟帛。”
他说到做到。
从这一刻起，苏禹珪在皇帝心里，从一个“读书人”变成了“能用的人”。
灯火摇曳的寝殿里，刘知远气息奄奄。
床前跪着四个人：杨邠、史弘肇、郭威、苏禹珪。
“朕把承祐……托付给你们了。”
刘知远的目光扫过每个人。
“杨邠掌机务，史弘肇守禁军，郭威镇河北……苏禹珪，”他顿了顿，“你教他读书，理政事。”
这个安排，暗藏玄机。
杨邠是权臣，史弘肇是悍将，郭威是藩镇，而苏禹珪，是那个平衡各方、润滑关系的人。刘知远不傻，他知道儿子年幼，需要有人制约这些骄兵悍将。
但苏禹珪选择了一条最危险也最安全的路，只做事，不站队。
汉隐帝刘承祐继位后，朝堂成了huo药桶。
杨邠专权，史弘肇跋扈，苏逢吉弄权，每次朝会都像在走钢丝。
有一次，史弘肇当庭拔剑，指着苏逢吉的鼻子骂“腐儒误国”。
所有人都吓得不敢出声。
只有苏禹珪缓缓起身，走到两人中间。
“史公剑利，可斩敌首；苏公笔锋，可定章程。剑无笔则失道，笔无剑则无力。二位皆是国家柱石，何至于此？”
他不偏袒任何一方，只是陈述事实，你们互相需要。
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不是和稀泥，而是在维持这个政权最基本的运转。
当杨邠、史弘肇、苏逢吉斗得你死我活时，苏禹珪在做什么？
他在户部衙门里，核对各地报上来的灾情奏折；他在灯下，起草减免赋税的章程；他甚至抽空去国子监，给学生们讲《尚书》。
别人争权夺利，他埋头做事。
这不是懦弱，而是清醒。
果然，刘承祐受不了权臣掣肘，设下鸿门宴，一举诛杀杨邠、史弘肇等人。
血溅宫廷，人头落地。
那一天，苏禹珪告病在家。
他坐在书房里，听着远处皇宫方向隐约传来的喧哗声，缓缓闭上眼。桌上摊开的奏折，墨迹未干。
“该来的，还是来了……但治国不是杀人就能解决的。你们杀光了‘权臣’，谁来做事？”
他活下来了。
不是因为侥幸，而是因为所有人都知道，杀苏禹珪，没必要。他不结党，不揽权，甚至没有明确的政敌，他只是个“做事的人”。
在乱世，“有用”比“忠诚”更安全。
郭威大军兵临开封时，后汉朝廷已经血流成河。
苏逢吉被迫自尽前，曾去找过苏禹珪。
“你我同姓，同朝为官，今日我赴死，你却能活。凭什么？”
苏禹珪看着他：“因为你要的是权，我要的是道。”
“道？这乱世还有道？”
“正因为乱，才需要有人守住做事的底线。”
这段话，点破了苏禹珪的生存哲学。
他不为某一个皇帝效忠，也不为某一个政权卖命。他效忠的，是“治理”本身。是让百姓能交得起税、吃得上饭，让军队能按时领饷，让国家机器能运转下去。
所以郭威进城后，第一件事不是清算，而是拜访苏禹珪。
郭威一身戎装，甲胄上还有血迹。苏禹珪穿着常服，在书房里等他。两人对视，一个握刀，一个捧书。
“苏公，这天下，该怎么治？”郭威问得很直接。
“如何安？”
“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不折腾，就是最好的治理。”
郭威听进去了。
他不仅留用了苏禹珪，还让他继续担任宰相，加封司空，封莒国公。
苏禹珪成了“活着的牌坊”。
他象征着新政权的合法性，你看，连前朝的老宰相都归心于我，说明我郭威得天下是顺应天命。
但苏禹珪在乎这些吗？
封国公的圣旨下来那天，家人欢天喜地，他却独自在院子里种竹子。
老仆问：“老爷，种竹子做什么？”
他说：“竹有节，空心。有节则不折，空心则能容。”
这大概是他一生的写照。
守住读书人的气节，保持做事的空心，不为名利所累，只为把该做的事情做好。
后周显德三年，苏禹珪病逝。
他这一生，没有杨邠的权倾朝野，没有史弘肇的赫赫战功，没有郭威的开国伟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