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1月15日，沈阳零下二十度。东北工业部副部长兼军工局局长乐少华，在家里用一把旧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桌上的材料反复解释七块手表的事，说是为了让干部准确掌握生产时间。
这个曾经在谭家桥战场上胸部中弹、险些丧命的红军政委，最终没有倒在敌人的枪口下，却倒在了一场运动的风暴里。
1927年春天，二十四岁的乐少华登上了开往莫斯科的列车。
他刚刚参加完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在闸北区和军阀部队真刀真枪地干过。组织看中他这段工人运动的经历，把他送去苏联深造。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他的同学里有王明、博古这些日后在党史上留下重要印记的人。
1932年3月，学成归国的乐少华被派往中央苏区。起步就是军委直属队党总支书记。两个月后升任红五军团第十五军副政委，四个月后又当上红三军团第五师政委。1933年11月，接替肖劲光，出任红七军团政委。
这个速度快得惊人。
但速度快不代表根基深。乐少华脑子里装的是苏联那套正规化的治军理念，可红军打的是游击战。这矛盾从他上任第一天就埋下了。
1934年7月，中央决定把红七军团改编为"北上抗日先遣队"。军团长是二十二岁的寻淮洲，参谋长是二十七岁的粟裕。两个人都是从基层打上来的，身上全是硝烟味。而乐少华，带着莫斯科的理论和中央的权威，空降到这支部队。
他一到任，就开始推行部队"正规化"。怎么写作战计划、夜间宿营枪支怎么摆放，他都要详细规定。原先那套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在他眼里成了"游击习气"，必须纠正。
寻淮洲和粟裕不适应。
他们在闽浙赣边区站稳脚跟，靠的就是这套打法。现在有人要改规矩，还是个没打过几场仗的政委。
矛盾在一次战斗中爆发。
粟裕建议部队趁夜色从山路迂回偷袭。乐少华当场反对，说这不符合正规作战，容易乱。寻淮洲上前解释，说部队人少枪差，不出奇招难赢。乐少华强调苏联红军的正规打法才是正确的。指挥所里的气氛瞬间凝固。
在当时，政委有最终决定权。政委是中央在部队中的直接代表，违抗政委就是不服从组织。
福建一次战斗，粟裕左臂缠着绷带从火线回来，在抵近侦察时被流弹擦伤。他凑到地图前，用手指沿着小山沟划过去，说如果部队能连夜穿插，也许能打掉敌人运输队。寻淮洲点头，两人开始商讨细节。
乐少华的手掌突然拍在桌上。他站在门口，脸色铁青，盯着粟裕质问：你的作战方案为什么没有在政委会议上提出？
这是严重的程序问题，是游击习气！又转向寻淮洲：指挥部队必须讲求制度。
粟裕站直身体，伤口传来一阵疼。寻淮洲解释这是刚得到的紧急情报。乐少华没听完，转身离开，留下一句硬话：所有行动，必须按照正规程序上报批准。
这一拍，在军事指挥员心中留下了疙瘩。
更严重的冲突发生在浙江江山县。
红七军团击溃了国民党李默庵部的一个先头团。敌军溃散，慌乱逃窜。粟裕从望远镜里看到这情形，立即建议全力追击，扩大战果。寻淮洲同意，准备下令。
乐少华赶过来。他反对追击。理由是追击行动必须先有周密计划并上报，敌军败退可能是佯装，部队作战后需要休整。
寻淮洲说战场机会转瞬即逝。
乐少华态度坚决，动用政委最后决定权，命部队原地警戒。
几小时后，侦察兵回报，李默庵的溃兵已在后方重新组织并构筑了工事。一个眼看到手的胜利，就这样白白溜走。
部队的指挥协调从此变得更加困难。
1934年11月4日，红七军团和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合并，组成红十军团。
刘畴西任军团长，乐少华继续当政委，粟裕任参谋长。
全军团编为三个师。原红七军团缩编为十九师，师长寻淮洲。原红十军编为二十师，师长刘畴西兼任。赣东北苏区赤卫队组建成二十一师。方志敏任军政委员会主席。
刘畴西是黄埔一期生，号称"独臂将军"。论资历、论功勋、论年纪，他都是军团长的最佳人选。但寻淮洲从军团级指挥员降为师长，心里憋着一股劲。
12月10日，红十军团在黄山南大门汤口会师。国民党调集重兵分多路围追堵截。其中王耀武的补充第一旅紧咬不放，已抵达汤口。
这个王耀武是蒋介石的嫡系，在第四次反"围剿"期间坚守宜黄一战让他崭露头角。老蒋对他格外器重，任命他为补充第一旅旅长。王耀武信心倍增，率第一旅死死贴着红军，不知不觉成了追击部队中的一支孤军。
12月13日，红十军团经乌泥关进到谭家桥地区。侦查发现，其他敌军距离尚远，只有王耀武的补充第一旅孤立突出。
军团首长决定打一场伏击战。
谭家桥地处太平、旌德、歙县三县交界，扼守徽州宁国两府交通要道。东西两面是高山，中间是平坦山谷。乌泥关是山隘口，向北一路小山坡，地形十分有利。
问题出在兵力部署上。
刘畴西决定以第二十、二十一师为主攻部队，寻淮洲和粟裕的第十九师负责穿插，截断王耀武后路。
寻淮洲和粟裕有异议。十九师前身是经过千里转战的红七军团，能攻善守，野战经验丰富。
另外两个师一直在闽浙赣根据地打游击，攻坚不是强项，面对强敌可能出意外。他们建议调整互换。
刘畴西没有采纳。
粟裕当时虽是军团参谋长，但不在军事委员会里。只有在军事委员会里，才有军事决策权。他只是有个参谋长的名头，无法干涉军事决定。
12月14日上午九点多，王耀武的补充第一旅进入设伏地区。
红军突然发起攻击。
敌人顿时惊慌，陷入混乱。前卫的敌第二团在猛力冲击下呈现动摇，团长被打伤。开始时，战场形势很好。
但问题马上暴露。
十九师除了以一个连控制乌泥关制高点外，主力没能配置在乌泥关以北，反而摆到乌泥关以南。那里是悬崖陡壁，兵力展不开。
王耀武迅速调整部署，集中力量进攻战斗力较弱的二十、二十一师。两师指战员奋勇反击，但因不长于正规作战，而十九师又增援不及，阵地被敌人冲垮。
接着，乌泥关制高点也被敌人夺去。
寻淮洲亲自带队冲锋，要把制高点夺回来。一个猛攻，制高点确实夺回来了。但寻淮洲负了重伤，腹部中弹。战士们把他抢救下来，在转移泾县茂林途中，这个二十二岁的师长牺牲了。
战斗整个败局已定。
在组织掩护的战斗中，刘英、乐少华先后负伤。乐少华胸部重伤，刘英、粟裕各伤一只手。部队撤下来，到黄昏时向北转移。
这一仗从上午打到下午五时，连续血战八个多小时。先遣队付出惨重代价，战士伤亡近一千人，领导干部伤亡尤其多。敌军伤亡也达二百二十人。双方精疲力竭，无力再攻，形成对峙。
入夜，战场上枪声逐渐稀疏。先遣队侦悉敌军第二十一旅正火速向谭家桥集结，为保存实力，军团首长决定立即北撤。敌人虽预料红军要撤，但因苦战既久，亟须整顿，又怕夜间遭伏击，未敢追击。
至15日拂晓前，先遣队全部撤出谭家桥地区。
谭家桥战斗是红十军团整编后转向外线作战的第一战。
初战失利，使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皖浙赣边区的行动陷入被动。
谭家桥之后，红十军团的命运急转直下。
部队被迫南下向闽浙赣根据地转移，一路在休宁、祁门、屯溪、歙县、绩溪、婺源、开化等地与国民党军发生遭遇战。刘畴西无心恋战，不肯决心争取胜利，各战都无所获，红十军团士气大为降低。
1935年1月9日，红十军团指挥部在浙江遂安县茶山召开会议。
会上提出两种战略方针。
一是乐少华、刘英、粟裕等人提出，要分兵游击，粟裕、刘英带十九师到浙西南活动，方志敏带二十一师回赣东北坚持，刘畴西、乐少华带二十师留皖南作战。二是刘畴西提出的，继续大部队作战，转回闽浙赣苏区休整。
方志敏决定采用后一种方针。
第二天，红十军团全军转回赣东北。
1月12日清晨，部队抵达开化县的杨林。连续行军打仗，战士们又饥又冷，希望就地宿营。
粟裕坚持要走。他率领先头部队破冰踏雪，一鼓作气冲出敌人还没来得及合拢的封锁线。先头部队主要是军团机关人员、伤病员，包括乐少华、刘英在内，还有缺乏弹药的迫击炮连和重机枪连等，共八百余人。
生机转瞬即逝。
刘畴西率领的军团主力到达杨林后，顾虑部队疲劳，就在当地宿营。第二天下午才继续前进。这时，敌浙江保安第二纵队第五团从星口连夜急进三十五公里，超越主力部队，占领了堵截阵地。
主力进到徐家村受阻，与敌发生激战，只好以一部兵力掩护，大部队折经南华山、王山村。掩护战斗一直持续到14日下午。15日，主力部队才大部进入化婺德苏区。
但已经晚了。
红十军团主力被敌军重兵围困于怀玉山。在雨雪交加、饥寒交迫中，和敌人激战整整七昼夜，最终遭到了灭顶之灾。
方志敏、刘畴西被俘。1935年8月6日，在南昌英勇就义。
只有粟裕率领的先头部队突围成功。他和负伤的乐少华、刘英带领八百余人，在闽浙赣省委和省军区帮助下，组建红军挺进师。粟裕任师长，刘英任政委。
乐少华因伤势过重，无法继续作战。他秘密转回浙江老家养伤。1936年8月，伤愈后历经艰辛来到陕北保安，重新找到了党中央。
但此时他的身体状况已不允许再回一线作战部队。
1942年，乐少华向组织提出希望从事军工方面的工作。
他的战场从最前线转向了大后方。被派去管理陕甘宁边区的茶坊兵工厂。这个工厂生产条件很简陋，起初只能维修枪支、制造少量土制手榴弹。
乐少华在这里发挥了他善组织的长处。他团结厂内技术工人，保护了一些从白区来的、背景复杂的老技师，让他们安心工作。带领大家钻研技术，逐步改进设备和工艺。
整个抗战期间，这家工厂为八路军、新四军生产了大批手榴弹和地雷，复装了大量子弹。乐少华在这个听不到前线枪炮声的地方，找到了自己新的位置。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他被任命为东北工业部副部长兼军工局局长，主管八一、五二等大型军工厂，为正在进行抗美援朝的前线部队研制和生产军事装备。
1951年冬，东北几家军工厂的干部向他反映了一个现实困难。
东北冬季严寒刺骨，干部们去车间检查生产进度时，总要掏出怀表看时间，反复摘戴手套十分麻烦，耽误工作。有人提出，能不能给几位主要负责同志配发手表。
乐少华了解情况后，认为这确实是工作需要，便写下批条为七名干部配发手表，费用由公家支出，并做了登记。
当时手表属于贵重物品。
1952年初，"三反"运动开始。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
有人把这事作为"集体贪污"的线索举报。
调查组很快进驻工厂，事情被层层夸大。乐少华反复向组织解释，手表是为了工作，且有登记。但在当时越来越紧张特殊的气氛下，没有人听他的辩解。
他身上的压力一天比一天大。
据其妻浦代英所著《无悔的岁月》记载，审查结论认为乐少华生前犯了三个严重错误：用公款为军工局处以上领导干部每人买了一块手表，被认为是集体贪污；派人到农村收购粮食，被认为是对农民的剥削；指示将从日本人遗弃炮弹中取出的黄色炸药卖给天津商人，有收受贿赂嫌疑。
最后还有传言他涉倒卖炸药、放贷等问题。
1952年1月15日，沈阳的早晨格外寒冷。
乐少华在家中写下遗书，用那把旧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那年他四十九岁。
在南京的粟裕得知这位老战友去世的消息后，沉默了很长时间。他对身边人说：乐少华同志，过去工作上有过错误，但后来也为革命做了事。可惜了。
1978年5月，时任中央军委常委、已届古稀之年的粟裕第三次来到谭家桥。他默默坐在一处巨石上，久久不愿离开。对随行人员说起当年的事，眼眶通红，声音哽咽：当年我没有话语权。
1984年2月5日，粟裕病逝于北京。遵照他的遗愿，部分骨灰安放于谭家桥，永远陪伴牺牲在那里的战友。
1980年5月30日，中共中央对乐少华问题进行重新审查，决定恢复名誉，平反昭雪。
从谭家桥的枪林弹雨，到沈阳冬日的一声枪响，乐少华的人生轨迹划过了中国革命最激荡的年代。他曾在上海街头和军阀真刀真枪地拼过，在莫斯科教室里接受过系统理论训练，在谭家桥战场上胸部中弹险些丧命，在陕北兵工厂里为前线战士制造武器弹药。
但最终，他倒在了七块手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