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梅州兴宁，“上灯”两个字大有讲究。“上”是人情，“灯”是事物。人物相遇间，仪式遂成，总在故土，总在家乡。
灯火，于是成为时岁的标记。从年初七到廿二，散落于乡镇村落的千余座围龙屋次第亮起。围绕“添丁”的祭祖告慰、对家族昌盛的郑重祈愿、盼游子远归的团圆召唤，都浓缩于正月里这场名为“上灯”的民俗盛会之中。
八百余年，薪火相传。一盏花灯，何以如此绵长，在每一代兴宁客家人的生命里都找到新的回响？
此灯何来
言传，身教
“大家都是言传身教，你怎么做，小辈就看着怎么做。”龙田镇金星村老书记廖达英的话，道出了兴宁上灯最朴素的传承逻辑。年轻一代所承袭的，并非白纸黑字的规则，而是一套完整的身体记忆。
晨起何时、集结何地，穿过哪几条巷弄请来花灯；升灯之时，八仙桌上的祭品如何阵列，通报先祖的腔调又怎么起承转合……“不用特意写下来，比如我们金星村到了正月初八，自然就会从请灯开始，慢慢进行下去的。”廖达英说道。
这份近乎本能的熟稔，绝非仅靠旁观可得。一位金星村村民观察到：“整个上灯仪式非常多人参与，有舞狮舞龙，有敲锣打鼓，我也去抬花灯。”传承的奥秘恰在于此——从聆听鼓声到接过鼓槌，小辈的身影自然立于长辈身侧，古老的仪轨也在不动声色中流转。他忆起，“小小的时候，我就混在龙狮队里，头尾都有经验，中间的人跟着走就行。”
一路语笑喧哗，终走进围龙祖屋的天圆地方。上灯习俗口耳相传的背后，依托的正是由宗族情感与乡土认同编织而成的网络。
作为兴宁汤湖萧氏法胜公宗亲理事会的常务理事，萧秋明热情招呼前来商量上灯的人们。他语气坚定，“我认为这就是家里的事，我能做就做，能帮就帮。”正是把宗族公事当做“家事”的这种自觉，将血缘中的情感认同转化为具体而微的组织力，让传统在屋檐下静水流深。
同为上灯奔忙的副会长萧汉奇，指着那块“历届元宵灯会灯首榜”，目光总在某处停留，“我爸当年也是灯首。”于他而言，操持上灯，从来不是一份需要计较薪酬的工作，而是源自血缘深处的联结。“主要就是想一个大家族，每年都聚在一起。”
1993年，萧秋明还在广州小北路打工时，便听闻了萧汉奇的父亲在乡里组织上灯的消息。“他还带人来，发动我们在广州的人搞一点钱。”于是，一份份承载着乡愁的捐款从繁华都市汇回祖屋。
而今，这位“灯首”已年过八旬，萧秋明自己也成了理事会的一员。当他遇到不甚明了的仪式细节时，仍向那位老人请教，“他告诉我们怎么去做，这就是传承。”
此灯何在
手艺，守艺
如果说仪式是“上灯”的魂，那花灯便是它可触可感的形。
走进龙田镇花灯匠人袁秀炎的工坊，时间仿佛慢了下来。数十盏花灯悬于高处，空气中透着竹篾的清香与浆糊的微甜。这门承自父辈的技艺，如今在他与女儿袁远霞的手中延续。
“别小看这几个泥人，”袁远霞托起一个未上色的泥坯，“外边都是直接糊成品的纸公仔，自己捏泥塑、剪图案的很少了。”袁远霞的话语中，透露出一种对“手工”价值的执拗坚守。
兴宁花灯形制尊古，竹为骨、纸为肤，屏面上每处装饰都蕴含吉祥之意。袁远霞“门清儿”地介绍道：“财神”“龙神”护佑家宅、“家婆”“媳妇”寓意和睦、“豹子”谐音“报平安”，十二朵白花则代表着“每个时辰都有新生命”……与手艺共同传承的，是诸多意象背后的祈愿，和一整套可传递的象征语言体系。她坚持道，“除了学做灯，这些也得记住，灯里头的东西不能丢。”
“虽然会用电代替煤油，安全点，”谈及工艺的变与不变，袁远霞的立场清晰，“但如果有内涵的部分改来又改去，花灯不就等于在消失？”因此，父女俩敬畏传统，从劈竹开始，历经扎架、剪纸、泥塑、糊裱等繁杂工序，耗费近半载光阴，方得灯之圆满。相较于市面上选用鲜艳图案的花灯，他们的或许黯淡，但那中国传统的绛色里，有手心的温度，和时间的叙事。
这条道路，无疑是清寂的。袁远霞苦笑道，“是真的很枯燥。”她直言不讳童年时的“不喜欢”——当别家孩童嬉笑时，她只能坐对满室花灯，听闻几声门外的热闹。袁秀炎也坦言，“这门手艺挣不到钱”。每年夏至刚过，父女二人便开始备料，全年订单不过六七十盏。
上灯习俗的延续，离不开花灯这一物载。而花灯手艺的传承，在兴宁几乎唯系于家庭这一最稳固的单元。“基本上都是父子店、夫妻店。”袁远霞作为女性接过竹纸，为花灯增添了新的色彩，“而且整个兴宁来说，我算蛮年轻的。”
不止是技艺的模仿，更是日复一日的浸润，让传承最终内化为如袁远霞所言“总要有人去做”的主动承担。每个这般坚守的匠人家庭，都在代际间接力前行。
灯火不熄，因为那些扎灯架、糊灯纸的手，从未松开。
此灯何往
薪火，新火
传承，或许始于最私人的记忆。
对叶塘镇大路下村的村民李佳而言，上灯的记忆先是声音——童年里锣鼓与鞭炮的喧腾，纯粹而直接。那时她是人群里的观众，身份的转换，则让视角悄然挪移。
成为母亲后，她开始思考如何传递古老的灯辉，“我不想让她们感觉不被重视。”于是，当女儿问起，她的解释绕开了古老的“丁”字，转而聚焦于更柔软的词汇：团圆，归属，一个“我们家族特殊的日子、很大很大的节日”。
如今，越来越多的花灯上，代表男孩的素白与女孩的嫣红安然并缀；一些宗族已约定，添女的弄瓦之喜，同样值得升灯、谱名。兴宁市政协经济委主任黄佑鹏将此视为“移风易俗”的精髓：在“团圆、祈福”的核心价值中，融入新时代的理解。
兴宁的许多年轻父母经历着相似的蜕变：从节日的旁观者，变为仪式的参与者和传承者。萝岗镇的村民彭汇斌坦言，“今年当了爸爸，家里老人岁数也大了，慢慢更有感触。这种文化传承不能丢，要全部教给孩子。”
兴宁市图书馆原馆长、民俗专家黄红亮就将上灯的传承脉络清晰地分为两条主线：社会传承与家族传承。社会传承，是技艺的流传、组织的延续、超越血缘的公共记忆；而家族传承，则是血脉里的烙印，是融于日常生活的自豪感。
“想让更多人知道，我们兴宁还有这样的节日。”李佳举起手机，将乡间的热闹裁剪成短视频，镜头成了一种新的“言传身教”。她的拍摄质朴而真切，有时对准梁间那盏缓缓上升的花灯，有时掠过大伙儿笑意盈盈的脸庞。
“客家人的比例其实还是蛮多的，”她发现，这些短视频不仅让外地亲友思忆故乡，也吸引着许多散落各地的客家手足。那些在山东、四川，甚至更远地方的朋友，会私信问她：“这是哪里？你们那边还没过完年吗？”
与此同时，古老的灯火正尝试照亮更远的道路。
在黄红亮眼中，产业是习俗传承与发展的关键一跃。“搞上灯节，如果你没有产业去支撑，它是走不远的。”黄佑鹏同样强调，“民俗和文化遗产要传承保护，关键要它发展”，其核心方向是“将上灯习俗转化为产业、转化为经济”。
在径南镇星耀村，作为“暖灯”仪式的“火把节”正点燃文旅产业的火种。黄红亮指出，它从宗族仪式演化为吸引上万游客的文旅景致，“发展产业不仅在于吸引游客，更在于让本地人重新发现自身文化的价值，形成文化自信的良性循环。”
无论是移风易俗的思索，还是产业化的实践，都在为这盏花灯寻找新的光源。它们关乎存续，亦关乎生长。
一盏灯究竟能亮多久？在兴宁，只要围龙屋的瓦檐还托举月光，只要游子的归来还召唤乡音，这盏灯，便会长明。
撰文：徐臻
摄影：柯学潜
来源：南方农村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