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结束的达沃斯论坛上，特朗普同加拿大总理卡尼唱起的“对台戏”成为关注焦点。美国对委内瑞拉的强硬行动、对格陵兰问题的公开威胁，以及欧洲国家在安全与战略选择上的迟疑与分歧，令这场多为西方精英参与的盛会不再像是对既有秩序的辩护，而更像是一次无可回避的现实“对账”。
随着讨论不断外溢，达沃斯罕见地呈现出一个事实：它不再只是共识的舞台，而是国际秩序走向“后美国霸权”时代的分水岭时刻。
特朗普对格陵兰岛的“降调”是否令欧洲精英们松了一口气？面对大变局与美国的不确定性，中国承载着怎样的国际期待、能发挥什么作用？站在国际秩序变动的节点上，这场达沃斯论坛呈现出怎样的历史性意义？观察者网对话刚刚参加完达沃斯论坛的中国社科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国际政治研究部主任赵海博士，带来他的第一线观察与思考。
【整理/观察者网 郭涵】
观察者网：围绕夺取格陵兰岛问题，特朗普在达沃斯论坛上的言辞似乎有所退让，表示不会动用武力、暂不对欧洲国家加征关税。对于这番表态，您在现场感受到的出席者整体氛围如何？是如释重负，还是依然焦虑？是否增加了一些确定性？
赵海：我觉得现场并没有增加确定性，而且你刚才说的这两种情绪其实是同时存在、交织在一起的。
首先，达沃斯会议期间一直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种大体上以冯德莱恩这批人为代表，也包括北约秘书长吕特等。这一派的核心判断是：仍然可以通过某种运作方式与特朗普达成妥协。他们相信，只要在策略上对特朗普采取绥靖或怀柔的方式，比如满足他的个人虚荣，或者在一些具体议题上作出让步，就能够以妥协换取维持跨大西洋关系的稳定。
在他们看来，跨大西洋关系是不能牺牲的。一旦这一关系出现根本性问题，欧洲将无法保障自身安全，建立在这一安全基础之上的欧洲繁荣也将随之动摇。正因为如此，这一派人对当前局势极度紧张，也愿意为换取美国继续留在北约、深度介入欧洲事务而作出重大牺牲。
另一派的看法则更接近这次会议上以卡尼为代表的一批人。他们认为，欧洲以及更广泛的西方精英已经到了必须“觉醒”的时刻。如果继续维持现状，就如同“皇帝的新衣”那个故事：明明知道旧体系事实上已经终结，明明知道特朗普就是那个没穿衣服的“皇帝”，却仍然要假装体系依然存在，不断重复各种象征性的仪式来欺骗自己。这在他们看来是不可持续的。
因此，这一派主张必须正视现实，去探索一种新的体系，同时在强权政治、霸凌行为面前坚持原则。
当地时间1月25日，卡尼公开回应特朗普的关税威胁，称加拿大“尊重并遵守”美墨加协定（CUSMA）中的相关承诺，无意与中国推进自贸协议。 视频截图
这次达沃斯论坛上，正是这两种意见发生了正面碰撞。对于持第一种看法者而言，特朗普随后的一些表态确实让他们如释重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他们的判断——也就是认为特朗普本质上还是在进行“极限施压”，最后仍会通过讨价还价、作出妥协来达成交易。
从表面上看，这种判断并非完全没有依据。但问题在于，如果没有特朗普所代表的这种单边霸权主义，以及他以所谓“新国家安全战略”为名推动的西半球扩张逻辑，类似的危机本就不该出现。在他不断抛出关税威胁之后，欧洲方面——包括北约秘书长吕特，我们还搞不清楚他到底能否代表丹麦——实际上已经作出了相当程度的让步。即便在形式上声称维护了格陵兰的主权，但这一主权是否真的能够得到有效保障，目前仍然存在很大不确定性。
从本质上说，这些让步并不能消除欧洲精英的焦虑。原因很简单：特朗普带来的不确定性是内生的，是他个人风格所固有的。他今天可以动动嘴皮子说要让步，明天也可能再次翻脸，重新挑战格陵兰主权问题。这种不确定性本身几乎无法被制度性地消除。
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以北约和跨大西洋关系为基础的西方联盟，裂痕已经真实出现，而且很难修复。这并不是由格陵兰岛一件事单独引发的，而是特朗普“2.0”时期以来一系列国内、国际政策累积的结果。他与欧洲自由派、建制派之间已经是渐行渐远，从这个意义上讲，格陵兰岛问题更像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使得原本已经十分脆弱的信任荡然无存。
观察者网：如您所说，加拿大总理卡尼在达沃斯的演讲引发外界关注，甚至被概括为某种具有风向标意义的“卡尼主义”。想从几个角度请教：为什么是加拿大率先提出新主张？卡尼口中的“中等国家联合”、认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已经“断裂”，是否意味着对传统跨大西洋关系的一种背离？最后，您在现场感受到观众的回应如何？
赵海：我先回答倒数第二个问题。在卡尼主义看来，真正背叛西方、背叛美欧所谓共同价值观的并不是欧洲，而是特朗普本人。卡尼在演讲中明确使用了“rupture”这个词，强调当前国际体系出现的是一种断裂，而造成这种断裂的根源，正是特朗普主义。
因此，从卡尼的角度看，本质上他并不是要颠覆什么，而是在一个所谓丛林法则回归、强权政治回归的时代，试图维护自由主义阵营所认同的一套原则。只是由于特朗普选择退出或破坏这套秩序，他认为剩下的唯一出路，只能是所谓“中等国家”的联合。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并不认为卡尼发明了什么全新的理念。他更多是在试图维护一种旧秩序，只是在特朗普治下的美国想要退出之际，被迫提出剩下的西方国家“继续团结起来”的方案，以维系他们心目中“正确的”国际秩序。
达沃斯论坛的参与者本身具有高度同质性，基本都是西方精英主义和资本力量的代表。在维护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保持某种形式的全球化、捍卫西方价值观等问题上，他们内部是有高度共识的。这也是为什么卡尼的讲话能够在现场引发轰动效应。
回到“为什么是加拿大”。在当前这个时间点，加拿大站出来具有非常特殊的象征意义。加拿大是美国陆地接壤的主要邻国之一，边界线极长，历史上也多次面临来自美国的安全与主权压力。甚至在当下，特朗普仍公开宣称要将加拿大变成美国的“第51个州”。在这种背景下，加拿大所面临的来自美国的现实压力，包括关税威胁，可以说比许多国家都更为直接。因此，加拿大此时敢于站出来，本身就传递出一个强烈信号。
当地时间1月21日在达沃斯论坛上，特朗普收回了以加征关税作为筹码迫使丹麦让出格陵兰岛的威胁，还明确排除了使用武力的可能。
一方面，这反映出加拿大社会在这一问题上确实存在一种不愿屈从于霸凌的情绪；另一方面，卡尼坚持主权立场，在国内政治中也获得了显著回报，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国内支持率在此后明显上升。
此外，卡尼本人非常善于政治操作。你可以从他的履历中看出来，他对美国政治和金融体系非常熟悉，本身的出身也有华尔街背景。因此，这一立场不仅在加拿大国内得分，在国际上也赢得了广泛赞许，甚至在美国的自由派和建制派中同样获得支持。
从政治角度看，这是一张打得非常漂亮的牌：国际、国内、以及美国国内的特定政治群体，三方面同时得分。从结果来看，无论在原则层面还是实践层面，卡尼这次都相当成功。他的演讲结束后，现场全体起立鼓掌，气氛非常热烈，与特朗普出席的场次氛围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清楚地反映了现场观众的态度。
观察者网：相比卡尼的演讲，英、法、德等欧洲主要国家领导人的立场似乎有些被“盖过”。在面对特朗普的施压和高度不确定性时，这三国在处理跨大西洋关系、欧洲战略自主等问题上，是否存在一些微妙差异？能否概括为某种“同台不同心”？
赵海：我认为英法德的“觉醒”程度还没有达到卡尼那样的层次，但同时它们也确实受到现实条件的严重制约。
这里大致有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英法德内部仍然存在对美国、对特朗普的某种幻想。一部分人认为特朗普主义只是阶段性的，就像特朗普1.0时期一样，只要熬几年就能过去。他们相信特朗普只能做一届，还剩下三年，总有一天跨大西洋关系可以修复。因此，通过忍耐、妥协、退让，甚至某种程度上的绥靖去应对，仍然被视为一种可行策略。
第二，欧洲主流领导人——无论是冯德莱恩、马克龙，还是德国的默茨——都反复强调一个现实问题：欧洲的整体竞争力正在严重下滑，无论是与中国还是与美国相比，都处于劣势。在这种背景下，他们认为欧洲需要时间，需要通过大规模投资来重建竞争力，并且都列举了需要投资的领域。
但问题在于，在竞争力尚未恢复之前，欧洲手中几乎没有可以用来博弈的“牌”。在这种弱势状态下，对美妥协在他们看来是迫不得已且必须的选择。
第三，欧洲所面临的外部压力是多重的：既有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也有来自中国的经济竞争。在同时应对多重压力的情况下，如果再与美国彻底翻脸，欧洲将很难承受其后果。因此，在他们的战略计算中，与美国维持关系仍然被视为不可或缺。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参会的美国加州州长纽森提出了所谓的“护膝论”，讽刺欧洲领导人“膝盖太软”，老想对美国“下跪”。但如果把卡尼放到英法德领导人的位置上，他会不会同样“跪美国”，其实也不好说。
当地时间2026年1月22日，瑞士达沃斯，美国加州州长纽森在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发表演讲，并拿出一个“特朗普签名护膝道具”。 IC Photo
值得注意的是，在俄罗斯和美国双重压力之下，欧洲正越来越倾向于与中国展开更为务实的合作，这一点在默茨的讲话中也得到体现。包括此前的马克龙，以及卡尼近期对华访问，都在不同程度上释放出这一信号。默茨尤其强调印度的重要性，但本质上是在寻找新的市场和合作伙伴。
尽管此前欧洲一度对华采取高度保护主义、有非常强烈的意愿试图发动对华贸易战，但从战略层面看，中欧、中德关系相较前两年，存在明显改善的空间。
总体而言，欧洲仍然处于一种高度迷茫的状态。尽管卡尼主义提出了方向，欧洲领导人也罗列了投资、放松监管、提升经济增长与竞争力、加强防务等一系列目标，但如何实现这些目标，以及如何在多重外部压力下维系内部团结，仍然是巨大挑战。
欧洲内部国家众多，东欧、北欧、南欧在安全观、经济增长模式、对美关系等问题上的分歧极大。如何防止右翼势力推动欧盟进一步分裂，是摆在欧洲面前的另一道难题。
从整体感受来看，听欧洲领导人讲话，既能感受到强烈的焦虑，也能感受到深刻的无奈和迷茫。短期内，如果没有非常重大的内部改革，要由当前布鲁塞尔的领导层来引领欧洲真正实现战略自主，难度依然极大。
观察者网：在这次达沃斯论坛上，您是否感受到欧美精英对中国角色的认知出现了某种变化？另外，卡尼在谈到“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已经断裂”时，是否在某种程度上与中国长期倡导的多极化世界秩序存在交集？还是说，他们更多只是希望等待美国“回归正常”？
赵海：我觉得在看待卡尼主义时，我们必须同时看到它的积极意义和消极意义。
积极的一面在于，它至少不再无条件屈从于特朗普的霸凌主义和单边主义，而是强调多边主义，强调通过相对务实的外交方式来应对当前局势。从这一点上说，它与中国主张的自由贸易、多边主义、开放合作等理念确实存在交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何立峰副总理在达沃斯论坛上发言强调自由贸易、强调互利共赢时，在现场得到了相当积极的反响。
但卡尼主义的消极面同样非常清楚。它本质上仍然试图维护西方在道义和规则层面的主导权。在他的表述中，我并没有感觉到他所说的“中等国家”包括中国或更广泛的发展中国家。更准确地说，他指的主要是除美国之外的西方国家形成一个所谓的新体制，而并不包括中国等全球南方国家。
因此，我们不能被表面的语言所迷惑。卡尼所设想的所谓“新秩序”，并不是一个真正包容中国的体系。在这一点上，他与传统西方精英并没有本质区别。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卡尼在演讲中多次影射、批评美国时，使用的那套话语体系，本身也并非完全中性。例如他提到破坏市场规则、将制裁武器化等主张，你说这背后没有暗指中国的意图吗？当然也有。包括他在演讲开头援引捷克哈维尔的案例和修辞，本身就带有这种双重指向。
所以我认为，对卡尼主义不能抱有幻想。它更多意味着在一定议题上与西方“中等强国”展开务实合作，但并不意味着他们会认可中国的制度模式，或者中国关于未来国际秩序的整体愿景。
从这个意义上讲，全球南方国家的崛起仍然需要依靠自身的团结。只有发展中国家能够真正形成合力，发出统一声音，拧成一股绳，反对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相关主张才有可能在未来的国际秩序重塑过程中成为主流。
观察者网：回头来看，您觉得这次达沃斯论坛是否具有某种标志性意义？它是否意味着某种时代转折？对中国的外交、经济布局和国际合作来说，最值得关注的信号是什么？
赵海：我个人的判断是，这次达沃斯论坛具有明显的分水岭意义。
我们长期使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动荡变革期”这样的概念，但一个关键问题始终存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什么时候到来？是否存在一个能够被明确感知的阶段性转折点？在我看来，这次达沃斯论坛恰恰构成了这样一个从量变走向质变的节点，是具有分水岭意义的事件。
百年变局本身是一个过程，而这次达沃斯论坛，通过争夺格陵兰岛问题的集中爆发，以及卡尼主义的出现，标志着世界真正进入了一个“后美国霸权”的时代。在这个意义上，至少自冷战结束以来形成的、以美国单边霸权为核心的秩序，已经彻底终结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真正进入到了一个国际秩序迎来大调整的时代。
当地时间2026年1月22日，瑞士达沃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加沙“和平委员会”首次会议期间签署并展示《和平委员会宪章》。
而在这样一个时代，中国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行动。
我认为，中国的战略机遇期并未消失，关键在于我们如何把握。世界迎来一个混乱动荡变革的时代，你能从达沃斯论坛听到许多声音，要求中国负起大国责任等等。一方面，中国是全球经济中少数仍能保持相对稳定增长的“压舱石”，是中流砥柱，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全球对中国有所诉求，我们也需要积极回应；另一方面，中国在未来国际秩序中，恐怕要承担更多责任和义务，当然也将拥有更大的权利和影响力。
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回应这种诉求，如何系统性地阐释并推进中国的全球治理理念，推动形成一个更加稳定、有利于经济增长和共同繁荣的新国际体系？这是现在的一个当务之急。
在达沃斯期间，一个被反复提及的话题是中国的对外贸易顺差问题，即全球对华逆差的讨论。在这一背景下，何副总理提出中国要逐步从“生产大国”向“消费大国”转型，这一表态在现场引发了强烈反响，并获得了普遍欢迎。在全球需求不足、消费低迷的情况下，这对许多国家而言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另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动向是特朗普推动成立所谓“和平委员会”，并将其作为插手国际事务、对外干涉的新工具。这在事实上构成了对联合国体系的一种架空尝试。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秩序当中的核心地位、维护国际法权威方面，可能需要承担更为主动的角色。这不仅是外交层面的选择，也涉及国内社会对“国际责任”的认知可能要做一定程度的转变。
过去，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更多强调不干涉原则，希望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争端。这些原则本身没有问题，得到广泛认可。但在一个规则被频繁破坏的时代，如何维护国际体系的尊严、让多边主义具备现实约束力，如何推动不遵守规则的国家回到规则框架之内，可能需要在政策工具层面作出新的探索调整。
最后，从竞争层面看，美国现在特别强调经济增长，欧洲也强调提升竞争力，这对中国同样构成压力。在一个重新强调实力和力量的“大争之世”，中国绝对不能落后，不能放松警惕。
无论是高科技领域，还是整体经济结构，中国都必须持续保持竞争力。在“十五五”规划框架内，完成既定的经济增长目标，依然是国家层面的首要任务之一。
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如果经济停滞或增长显著放缓，在国际竞争中必然处于不利地位，也难以获得足够的国际尊重。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把经济增长放在国家发展战略最重要的位置上，只有持续保持经济增长、提升硬实力，中国才能在国际秩序深刻调整的过程中赢得尊重、占据更有利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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