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六月的傍晚，老谭，等等！”江面拂来湿热的风，嘶哑的呼喊声划破暮色。
那一刻，谭道清脚步一顿，手里攥着刚发下的两块银洋。本来，他准备就此离开这支陌生却又客气的红军部队，在山路翻过之后，去寻表兄谭道源，图个安身。没想到，身后赶来的竟是红军总司令朱德。一个元帅级人物，大半夜追一个俘虏，这事听着有些离奇，可在那段紧张的岁月里，处处都是出人意料的桥段。
把时间拨回三天前。宁都战斗结束，黄公略的部队从第50师手里缴获成堆武器、被服，最显眼的是一只方正铁箱。外壳油漆斑驳，却透出一种精密感。卫士们围着它叽叽喳喳：“是不是火枪的新零件？”“别乱摸，小心炸了。”经验不足的年轻人终究没忍住，踹了一脚。火星一闪，机箱裂开，里头的线路跟着断掉。直到负责指挥的连长赶来，才恍然大悟——那是电台。
红军早知道电台的妙处，奈何手里缺钱、缺器材，更缺专业人员。几个月前，队伍拆过另一台俘获电台，结果战士不识货，敲敲打打后报废，只能充当“单向收音机”。这一次若再失手，就真成笑柄了。
王诤闻讯赶来，他是从黄埔军校转过来的无线电报务员，一看到设备眼睛就亮了：“线断的不多，有救！”修复虽不难，却仍缺个精通机械的人。朱德皱眉：“这活儿不能光靠王诤一个人。”
傍晚，小参谋递上名单：“战俘里有个谭道清，自称电台机械师。” 朱德精神一振，连夜去战俘营。可惜，谭道清已经在哨口签字领了两块大洋，准备用它买路费。按照红军优待俘虏的规矩，不愿留下的可以自由离去。大多数俘虏觉得两块银元已是仁至义尽，况且谁能料到这群“赤匪”能否活到明年？谭道清的选择并不稀奇。
消息来得突然，朱德二话没说翻身上马，带着两名警卫沿着巫江古道追去。夜色深浓，钉蹄敲击青石，火星四溅，一路没停。嘴里还不停嘀咕：“人才可遇不可求，走了就难回来了。”
终于在江滩上看到那个单薄身影。月光下，朱德勒马，大声喊出对方姓名。谭道清吃了一惊：“总司令亲自追我？” 朱德不答虚礼，开门见山：“留下来，每月八十大洋。”这一数字吓得谭道清倒吸一口冷气——他在国军干机械师，一个月也不过二十五元，而且常常拖欠。朱德继续说：“现在革命队伍里没有几个人懂无线电，走了可惜；留下，你就是头号专家。”
谭道清犹豫，“我若回去找谭师长……” 朱德摆手，“谭道源早撤退，回去也难保职位。再说，技术服务于谁，是你的选择。”一番掏心掏肺，谭道清被说动，点头答应。朱德长舒一口气，把人带回营地，径直送到王诤身边：“从今往后，你们俩负责把这台玩意儿整活。”
有意思的是，这台差点被丢进河里的电台，很快成了中央苏区的信息支点。谭道清配合王诤，用自制零件补线、调频，不但能收，还能发，把国民党的电码一句句破译。前方要打哪一口，后方要调哪一路，调度速度明显加快。朱德常在作战会上拍桌子：“多亏这俩娃娃。”
无线电班逐渐扩编，学员从最早的六人扩到三十多人，再到后来的红军通信学校雏形。实践证明，一台电台带来的收益，远大于一挺机枪、甚至一门山炮。更关键的，是背后那几颗能动脑袋的头。
朱德对技术人才的重视，并非偶然。到了解放战争，他调任晋察冀野战军，接手的却是一支主力被抽走、兵心涣散的二线部队。重整秩序之后，他亲自巡视武器库看维护情况。仓库里，一个新来的俘虏苗德功抱着一门日制九二步兵炮擦得正欢。朱德随口一问，对方居然倒背如流炮弹散热、射击诸元。原来，此人当了十年炮兵，却因出身寒微一直混在排面。
第二天开军务会，朱德径直把苗德功叫进屋：“让他当炮兵参谋。”参谋部一群老资格有些吃惊，但当听到苗德功用计算尺推演射表、讲解间接射击，没人再吭声。此人后来主持改进射角尺、训练炮兵瞄准，清风店一战发挥关键作用。
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测绘员胡济邦、坦克机械师谭必安……不论穿什么军装来，只要有学问、有本事，朱德都敢给舞台。部分干部对此疑虑：“俘虏可靠么？”朱德回答得直白：“人靠不靠谱，看如何使用；连机会都不给，凭什么讲信任。”
需要强调的是，抬举人才并非一味拔高待遇。朱德给八十大洋，是为让对方无后顾之忧。同样的，延安时期，他常带通信科教员上窑洞吃粗粮，寒暄一句“两条讯号换一碗糙米”，听着半玩笑，实则一直在强调价值交换。
后人统计，中央苏区前后俘获电台不足二十部，真正修复可用的只有五部，其中三部出自王诤、谭道清。若没有那次月夜追人，这条技术链恐怕早就断了。再往后，八路军与新四军的情报系统渐成体系，抗日战场才能把鬼子打得摸不着头脑。
谭道清最终在1955年被授予三级解放勋章，军衔三级工程师。有人嘲笑他当年差点被“两块大洋”拐跑，他却说：“要不是朱总那一声喊，我如今可能还在修理店给人焊收音机。”一句轻描淡写，道出了人才流向的偶然，也折射出大势滚滚的必然。
站在作品档案里看，这段追人小插曲仅占朱德戎马半生的一瞬，却最能说明他“用人如水”。兵器可以夺，山河可以争，唯独人才得靠诚心赢。晚年有人问他何以成事，他沉默片刻：“该放手时放手，该低头时低头；抓到能人，部队才能抬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