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墩子，1992 年生于陕西永寿，陕西省第二批“百优人才”，现为西安市文学艺术创作研究室专业作家。在《人民文学》《花城》《江南》《清明》《青年作家》等刊物发表作品百余万字。已出版《我从未见过麻雀》《虎面》《抒情时代》《小说便条》《去贝加尔》《山羊的尾巴翘到天上去啦》等多部作品。曾获首届陕西青年文学奖，第十六届《滇池》文学奖年度最佳小说奖，第二、三届长安散文奖一等奖，第四届丝路散文奖。
文化艺术报：陕西作家里，听说你最喜欢杨争光。按照年龄，你们应该有很深的代沟，写小说至今，他对你产生过什么影响？
范墩子：代沟？作家之间，从不存在。去年我做了一件事，就是收集杨争光出版的各类图书，以此来表达我对他的敬意。他的作品，我基本都读过，包括诗歌。我知道他有些作品还没发表，尤其是近年所写的随笔，我是常盼着能读到这些作品的。他重要的中短篇小说，比如《老旦是一棵树》《公羊串门》《棺材铺》等，写得都有股狠劲，写得很残酷，但我并不觉得他只是在写人性深处的残酷，更多的，我觉得是写环境的残酷。都知道《老旦是一棵树》中的老旦在复仇的过程中，显得多么愚昧可笑，似乎作者一直在笑老旦，但结尾处，当老旦站在仇人赵镇家的粪堆顶上感觉自己正在变成一棵树时，我却觉得这个细节表现出杨争光的温情。很多读者，只读到杨争光笔下的暴力与冷血，却并未感知到他内心深处对人的悲悯。我为什么还要读他的诗歌和随笔，就是想感知他作为一名小说家，身上的另一面。这另一面，往往更真实。我也喜欢他朗读和唱戏。若让我用一句话来评价他，那就是：一个爱这个世界爱到流不出眼泪的人，一个有意思的人。他的作品，我常给别人谈，这里我倒想谈谈私下交往时他对我的启发。2017年1月在乾县，我们有过一次聊天，聊的内容，大多我都忘了，但有一点，我记得深刻。我当时对他说我常为自己写乡村题材而感到自卑，总觉得小说不够洋气，对以后的小说写作，更感到迷茫。他说，小说从来不以题材而论高低，更要紧的，是一个小说家的观念和眼光。若以现代性的眼光写乡村，依然可以写得很现代；同样的，若以滞后的眼光写城市，城市也会写得很土气，很多人并不理解城市。我记得听到他这个观点时，内心那个激动呀，他简短的一两句话，就解决了当时我心中最困惑的问题。此后，我几乎每年都去拜访他，凡见面，我都会得到启发。怎么说呢，其实我早已在心里将他默认成了自己的精神导师，但从没给他表达过这个意思。
文化艺术报：自2015 年《青年作家》第1期发表短篇小说《父亲飞》起，到2026年《花城》第1期发表的短篇小说《白马为谁而死》，你写小说的时间已有11个年头。要知道，你今年也才34岁，有过不想写的念头没？
范墩子：34岁，不小了。可以说，这是一个危机四伏的年龄。稍不刻苦，就被文学浩瀚的海水吞没了。为什么要提刻苦？面对小说写作，需要有种严肃的心态。小说并非让人把玩的小玩意儿，小说有小说的使命。我时常为自己在这个年龄还没写出让自己满意的小说而羞愧。要知道，30岁前后，卡夫卡已写出《变形记》，菲茨杰拉德已写出《了不起的盖茨比》，川端康成已写出《伊豆的舞女》，余华已写出《活着》，加缪已写出《局外人》。当然还能罗列很多。之所以提他们，就是为了让自己时刻保持清醒，而不盲目自信，不沾沾自喜。对一名小说家而言，我认为清醒是至关重要的。清醒，才能理性地面对现实、理性地思考。我总觉得自己才刚刚入门，刚刚领悟到小说的奥妙，尽管我也写了很多，但让自己非常满意的，还没写出来。这绝非自谦，而是真实感受。《父亲飞》前，我是发表过一些小说和诗歌的，但我不认为它们是成熟的。《父亲飞》的发表，才让我觉得自己正儿八经思考了写小说这件事，才开始以一种自觉且严肃的心态进入小说。此后，我再没停过，就是在我工作最忙碌、生活最窘迫的时候，我也没停止写小说。大学刚毕业那几年，我在报社工作，跑的是要闻，非常忙，白天几乎没有自己的时间，那时我住在城中村。就在那间进门就是床的出租屋里，我依然熬夜写了不少短篇小说。我换过几份工作，在咸阳一所大专院校编过杂志，那段时间，我还在存放杂志的仓库里住过很长时间。在那间没有窗户的仓库里，我也写过几个短篇小说。朋友对我说，你连生活问题都没有解决，还写个什么？我心态同他们不同，似乎生活越苦涩，我越想写，写小说成为我对抗苦涩的一种方式。或者说，小说为我的生活照进了一束光。那光在远处微微闪烁，却足以让我感到温暖，感到幸福。
文化艺术报：你当过多年记者，这个职业对你的写作有影响吗？
范墩子：当记者时，只有晚上熬夜写。没有谁能回避自己的职业，职业最终会影响一个人的思想，甚至他的世界观。报社的工作经历，最大的影响，就是让我了解了一些不同职业的人。但这种了解，往往是片面的，但至少为我打开了一个切口。新闻是关注正在发生的事，小说也可以这样，但大多时候，小说比新闻滞后。当人们都忘记新闻里的事件时，小说家才伸伸懒腰，坐在桌前，重新审视和思考。新闻结束了，小说却开始了。
文化艺术报：显然，短篇小说是你最用心用力的，谈谈你理想中的短篇小说吧。
范墩子：好的短篇，就是一首诗，不必复杂，不必承担太多的使命，不必去窥探一个完整的人生命运。就像打拳一样，最好是简单几招，就足以让人闻风丧胆，胆战心惊。今天，我们可能依然需要感动人心的故事，但现代小说给了我们一个新思路，那就是小说不能只停留在生活表层，而更应深入人的心灵世界，去表达人类的精神困境，为所有苦难的灵魂寻找一个出口。我以为，短篇是实现这个目标最便捷的方式。时代发展到今天，个体的生活被切割成一个个碎片，围绕我们身边的，往往是一些小事，甚至是一些乏味无趣的事。短篇因它自身的篇幅所限，关注的就是生活的局部。以局部来表现全部，是短篇的内核。“窥一斑而知全豹”“四两拨千斤”，用这两句话来形容短篇，再合适不过。好的短篇就是在无趣中寻找有趣，从没有意思的瞬间发现意义、阐释意义。短篇的风格是不固定的，可写实，可辛辣，可抒情，可坚硬，可唯美。像我自己就曾喜欢过蒲宁的短篇，喜欢过马尔克斯的短篇，也喜欢过威廉·特雷弗和马克·吐温的短篇，这并不冲突。恰恰因为面孔的不同，短篇才显得迷人。但短篇集的销量一直是惨淡的，这时常让我困惑。为什么人们宁愿花很长时间去读一本差劲的长篇，而不愿意用午睡的时间去读一个漂亮的短篇呢？我现在还能想到当初读马尔克斯《巨翅老人》和《礼拜二午睡时刻》时激动的情景。好的短篇，总能让人常读常新，每次读，都会有不同的感受。因而，我得再补充一句：好短篇的故事或内部关系不必复杂，但精神指向或气韵一定是复杂的。20 世纪很多经典的短篇，都很考验读者，没有一定的想象或分析能力，能难抵达小说家真实的意图。杨争光说：“小说的身上挂满了锁，它需要不同的钥匙。”这个说法真是精妙，也就是说，小说创作从来不是作者一个人的事。你去饭店点菜，尤其是点了些过去没吃过的名菜，你能否吃出来它们的好，能否接受那种好，这是很考验人的。有的人，吃了一辈子菜，光吃自己爱吃的，别的菜，做得再好，他也不吃，你能说他是一个好食客吗？
文化艺术报：长篇小说《抒情时代》出版后，引起了一定反响。在你老家召开的研讨会上，评论家对这本书评价颇高。李国平认为，《抒情时代》为陕西文学带来了惊喜，为陕西文学的长篇小说创作打开了一种可能性。杨乐生则直言：“范墩子不是严格地恪守现实主义，他最大的价值是追求现代主义的精神和灵魂。”你认同这些说法吗？你想在这本书里表达什么？
范墩子：以前，我以为自己可能会一直只写短篇小说，没有过写长篇小说的欲念。但有一天，我躺床上想，为什么不在30岁前出版一本长篇小说呢？没有写过长篇小说，还能算小说家吗？想到这里，我就躺不住了。就开始着手准备起来，因为对过去的生活，我是有很深感受的。凋敝的乡村，问题少年，南下打工潮，网络的横空出世，精神故土，空心人，等等，这些词语总是浮现在我脑海。要问《抒情时代》写了什么，就是写了这些词语。我就是靠这些词语来构思这本书的，说它主题先行，我是赞同的。我想对我的童年而言，可以用这些词语进行片面的概括。非得全面么？非得宏大么？我看未必。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没有想过多么大的命题，而只是想去呈现那几个青年人的内心，去写出他们的困惑、失落和悲剧。有时候，小说能干点什么呢？小说什么现实问题恐怕都解决不了，但小说可以关注那些被遗忘的小人物、被世人忽略的疼痛与喜怒哀乐。现在让我评价这本书，我肯定是不甚满意的，但当时，我写得痛快淋漓，每天都沉浸其中，既悲苦，又幸福。我当时想，不仅要以小说的方式来解释这些词语，而且重要的是，在里面展示自己在小说艺术上的雄心壮志，把自己的才华和技巧都展示一遍。之所以要这样，就是不想同别人一样，尤其是不想同陕西作家太一样。评价陕西文学，我是把它放在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下来评价的，写小说，我也是把自己放在汉语的语境下要求的。我这样做，绝非标新立异，恰恰说明我对陕西文学传统的敬重，但我更希望寻找到自己的叙述方式和语感。我追求绵密、幽深和湿漉漉的小说质感。因而，有朋友苛责我过于喜欢外国文学，我是不能认同的。
文化艺术报：《人民文学》2017 年第8期发表了你的短篇小说《我从未见过麻雀》，这篇小说里，你写了一个少年和一群麻雀的故事。以这篇小说为代表，初登文坛时，你写了一系列关于少年的小说，这和你的童年有关吗？
范墩子：我一直在小说里追求一种“悬空”感，“悬空”后，才会有担心“坠落”的恐惧。童年都是“悬空”的，它是一种梦境般的现实。也只有在童年时代，才会有许多难以形容的怪诞瞬间。少年的眼睛，究竟能看到什么样的情景？比如我记得在很小的时候，我看到过一个幻影从面前飘过，也看到过火车从我身边经过，可事实上，这样的情景可能没有发生。或许是我的记忆篡改了现实。还有，童年时我常做一个梦，总会梦见皮影狮子在我面前哗哗地闪动，狮子的面孔是那般鲜艳，是那般凶恶，仿佛随时要朝我扑来。我把这个梦写成了一个短篇小说《皮影般的狮子哗哗闪动》。真的只是梦吗？有时我又会怀疑它就是真实的经历。这种复杂，这种幽深，这种多义，这种鬼魅，恐怕只有童年会有。童年似乎笼罩着薄薄的白雾，让我们无法认清它真实的面孔。人的一生，童年也是最神秘最有哲学色彩的阶段。我也会常想到一匹白马的形象，它静静地穿越森林，在一条溪边饮水，而我就藏在灌木丛背后，偷偷地观望。这幅画面如何出现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我无法解释，更无从得知。童年之所以“悬空”，可能也跟我常坐在树杈上打量这个世界有关。
说说我童年的经见。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隔三差五，我们村就有人坐绿皮火车南下打工，我的很多伙伴，都成了留守儿童，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我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度过童年时代的。多年后，当我开始写小说，我发现，几乎每个童年玩伴的身上，都有着极有意思的故事。
我写过少年“口吞灯泡”的故事，写过少年营救一头猪的故事，写过少年亲眼看着父亲摇着轮椅从沟边飞起的故事，也写过一个长了六根指头的少年学唱戏的故事。当然，我觉得自己写的还不够多。少年的形象，或者说少年的素材，会一直贯穿我的写作。
文化艺术报：你喜欢在什么时段写作？
范墩子：一般会在上午，从清晨开始。清晨时段，最容易进入一种混沌的写作状态，精神放空，身心松弛，昨夜的梦，依稀还挂着晶莹的露珠。这是不是散文或诗歌写作的最佳时间区域，我并不知晓，但肯定是小说写作的黄金时段，对于多数小说家，晨间写作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当然这也不完全绝对，在长期孤独的写作中，每位小说家都确立了自己的写作习惯。对打算以写小说为志业的青年人来说，确立习惯，至关重要，它逼迫你坐回桌前，无论是清晨还是晚间，都是为了能进入冥想的境地。冥想是一种自我修炼，更是一场孤寂的等待，等待故事在梦呓中发酵成熟，等待人物在夜间同夜莺一起歌唱。尽可能真实地将自己想到的写下来，在这个时刻，不要担心语病或者错字，也不要去修改，珍惜这个时段的自由感，它会带着你笔下的人物抵达深层的潜意识，让你迸发奇思妙想，且不受经验的干扰。
文化艺术报：你是怎么学习写小说的？
范墩子：我读的是沈阳理工大学，学的是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具体是焊接方向。刚读这个专业时，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写小说，按照方向，未来应该是一名焊接技术人员。但读了半学期，我就厌倦了这个专业，满肚子的负面情绪，又没办法发泄，就开始写了。起初是写诗，写了一年，觉得自己不是写诗的料，就开始写小说。写的是小小说，写的也是我们村上的事。还在学校的校报上发表过。但我并不为发表小说而感到骄傲，我知道我自己的水平。就是在那个阶段，我读到了后来深深影响我写作的卡夫卡、加缪和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尤其是卡夫卡的《变形记》和《审判》，读了后，我觉得吃惊，怎么小说可以这样写呢？在这之前，我只是在新浪博客上读过国内一些作家的中短篇小说。卡夫卡是冷酷的，是反正常逻辑的，这正好契合我那时候的心态和气质。我向往一切具有反叛精神的东西，越离经叛道越好，越远离传统叙述越好。就顺着这个思路，我有意选择去阅读跟我气味相投的作家，比如三岛由纪夫、马尔克斯、芥川龙之介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读了这些作家后，我就开始试着写一些怪诞的小说，但写得都很生硬，都没能发表，相反是我写我们村里故事的那些小说，还零零星星发表了几篇。我反思了一下，觉得是自己并没有吃透这些作家，我只是学了人家的形式，学了个皮毛而已，并没有深层理解这些作家的灵魂。我就开始试着用现代主义文学的思维去重新写我们村里的故事。一直到《父亲飞》的发表，它是我在学校宿舍写的，半个晚上就写完了，写得我激动万分，我为能想到父亲摇着轮椅飞下沟坡的这个情节而感到惊喜，想出那样的细节，真是无比幸福的事。现在去看这篇小说，它可能不那么成熟，但我感激这篇小说，对我的小说写作而言，它有着里程碑的意义。
文化艺术报：当奇妙的想法突然降临，有没有感到身体被激活了？
范墩子：我相信，小说家的身上都有许多难以觉察的触角，就像敏锐的虫子一样。写小说的过程，就是需要打开自己的心，将触觉伸向每一个方向，因为你也不知道会从哪个地方得到启示。有些启示，可遇不可求，一旦错过，就再也没有了。我们往往认为，一篇小说，都是来自一个故事，但事实上，只有这个故事，就能构成这篇小说吗？小说区别于故事的地方，在于小说有许多旁逸斜出的东西。就像一棵树，只有粗壮的主干是不够壮阔的，只有盘绕着密匝匝的细枝，树才有风的空灵。比如写《西夏》这个短篇小说时，写了个开头，就停下了，去了趟石嘴山，回来后，西夏这个意象，反复在脑海浮现，挥之不去。于是，我就推翻了最早的构思，重写成了现在的模样。好小说，应该有神秘或扑朔迷离的一面，如果都是平铺直叙，小说多少显得有点平淡无聊。就像我们的生活，很多人都认为每天是相似的，或者说，都在过着相似的日子。但小说家不能有这个想法。小说家不能斩断自己的触角，小说家要让自己沉浸在一种混沌的状态里，既能看透地上的事，又能感知天上的事。
文化艺术报：现在，你的身份是专业作家。同以前相比，有变化吗？
范墩子：其实，变化最多的是心态。以前，总熬夜写，因而写得沉闷，不够从容。成了专业作家后，心境变得平缓，小说写得更理性了。在《从故乡出发的写作》一文里，我写过这样的话：“而立之年，我成了西安文学艺术创作研究室的一名专业作家，对我而言，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以往写作，都是零敲碎打，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现在情况不同了，我该用更严格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勤勤恳恳地写，一心一意地写，用灵魂的冷光照亮夜晚的归途，把生命交给读者。30岁前，写文章是一种心态；30岁后，还能这样去写吗？或者说，还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吗？”不随意写，不夸大写，不扭捏着写，是我对自己的要求。对待语言，要绝对真诚，永远不要想着去糊弄读者。就像农人一样，从不糊弄土地。谁糊弄土地，土地同样也会糊弄谁。到头来，颗粒无收。
文化艺术报：你在小说里写了许多的梦，比如《虎面》这本短篇小说集。
范墩子：艺术产生于一种模糊的感觉，而非准确。准确意味着要打磨掉多余的含义，消解漫无边际的想象，留下客观的理性的语言表达。模糊是多方面的不明朗、不规则、不完善、不统一，它将词句带入广阔的无穷当中，以接近事实或本质。模糊如同梦境，它善变多意，且以情景交融的方式不断启发我们的想象。人们都相信眼见为实，现实的就是真实的，真实的就是准确的，但这样的观点至少让我感到疑虑。你可以建立语言上的准确或者纯粹的精确，却无法回避非现实因素对写作的干预，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非现实因素的影响往往要超过现实因素，也无法用准确来框定所要抵达的意义。模糊是感性的开端，是小说写作的源泉，是汩汩流淌的灵感之河。我几乎每天都在做梦。大多时候，我总将梦境当成肉身说给灵魂的悄悄话，极少沉到内部去探究，不得不说，这是一笔损失。某个时段起，我有意注视起从我脑袋里汩汩冒出的怪梦，这一对视，真切地吓了一跳，才发现梦竟是这般的真实有趣，显然是一座值得深挖的富矿，于是便自觉地将梦看成一种与我密切相关的现实、一声来自命运深处的悲叹。《虎面》里，大多写的是小镇青年男女，为什么要穿插许多梦境？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更真实地描述他们的悲伤和沮丧。梦醒时，人都是失落的。因而，梦都是湿漉漉的。梦也更贴近我们的心。
文化艺术报：小说之外，你写了很多散文，且连续两次斩获长安散文奖一等奖，多篇还被改编为中小学阅读理解试题。你怎么看待自己的散文写作？
范墩子：写散文，纯粹是意外的事。生活里，除了写小说，我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将自己融入大自然中。人只有在自然里才能真正认识自己的渺小。个体又算得了什么呢？一个人在林地、在河边、在杂草丛生的荒野里，只是往前走，走得落日悬在枝头，走得霜露染白了大地的头，走得白鹭也不再躲在幽暗的角落。我常常感到愧对自然，我从自然里获得太多，但许多风景，却无法描绘。愈真实，就愈复杂。无论从哪个方向去写，似乎只能写出自然的一个侧面，且一写下来，就变虚了。失真让我感到沮丧，就像让人铭记的那个清晨，却只能留存在脑海里，我无法用文字表达出那种美、那种深邃。那美里，有死亡，有冷酷，有绝望，更有无边无际的爱。那深邃里，有希望的光芒在闪烁，有村庄的呼吸，有人们一声又一声的悲叹，有雀鸟古老的爱情。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写的所有散文，都是在向自然表达敬意。我从不觉得散文是我写作上的边角料，恰恰相反，它无比重要。散文更能抵达我真实的心。没有感受，没有观察，没有体悟，我是不写散文的。我写不了文化类的散文，更写不了文人雅士的那些文章。我写得很悲苦，也写得很陶醉，我希望读者能在我的散文里，读到一颗澄澈的心，也能读到我的真情。
文化艺术报：作为陕西的一名青年作家，你觉得该怎样突围？你肯定也听过“断代”的说法。
范墩子：除了写好，写多，别无他法。大多青年作家，包括我，都很在乎文学奖和刊物，但如果在乎过头了，只会让自己白白浪费时间。国内的文学奖很多，谁得或谁的作品能得，都不是作者自己能左右的事。像那些伟大的作家们一样，默默地耕耘吧，勤快点儿，多写点儿，永远都不要浪费时间，更不要觉得自己还年轻。谁都年轻过。持之以恒地探索，持之以恒地向深处挖掘，永远都不要停歇。有人对我发牢骚，觉得自己怀才不遇，说他已经发表好几篇小说了，怎么还没有引起关注。天呐，你才写了几篇，就想引起轰动，这是多么可怕的想法。要知道，多少作家，写了一生，都被时代淹没了。勤奋且真诚，是第一位的。其次，就是要不断更新自己的观念。文学是非常残酷的事，观念落伍了，是很难写出好小说的。观念和一个人的阅读与思考息息相关。写小说，就不能只读小说，只读小说，读久了，人就傻了，没了哲学思辨力。至于说“断代”，一条河流，它会突然断流吗？从来都不存在。文学只以作品说话，所谓名声，都是虚的。一个时代，哪怕只有一个伟大的作家留下来，依然被读者阅读，那这个时代就是伟大的。说“断代”，是没有作家写作了吗？外面明明很热闹，你却捂住耳朵，说外面静悄悄的，你说这是耳朵的问题，还是声源的问题？如果评论家只盯着著名作家阅读，而忽视那些一直在突破自我的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那只能说明这个评论家不懂得文学的真谛是什么。我这样说，刺耳吗？我并不觉得。
文化艺术报全媒体记者 刘龙 赵命可
（本专栏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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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 编 | 王艺航
审 核 | 张建全
终 审 | 张嘉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