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道的一生跨越唐末至后周初的剧烈动荡年代，在短短七十余年间，亲历五代更迭、政权频易——先后效力于后唐、后晋、契丹（辽）、后汉、后周五个政权，历经十一帝、八姓皇族，官职始终居于中枢：不是宰相（同平章事），便是三公（司徒、司空、太尉）、三师（太师、太傅、太保）之列，为官逾四十年而屹立不倒。
冯道出身耕读之家，所谓“为农为儒，不恒其业”，家境清寒却重教尚学。他少年时便以孝谨勤勉闻名，安于淡泊，好读书而不慕虚华。大雪封门、尘积席案，仍能静心诵读，怡然自得。这种沉潜笃实的性格，成为他日后在政治惊涛中锚定自身的内在力量。
他先入卢龙节度使刘守光幕府为参军。当刘守光执意出兵攻伐定州时，冯道直言劝阻，触怒主帅，被投入牢狱。
幸而刘守光很快兵败身死，他脱身南下，辗转投奔河东监军宦官张承业，并由此进入晋王李存勖（即后来的后唐庄宗）核心文吏系统，任掌书记，负责军政文书起草。
一次，李存勖盛怒之下欲罢黜前线重臣郭崇韬，命冯道即刻拟诏。冯道并未奉命执笔，而是当面陈情、据理力争，最终使君主收回成命。此举非但未招致贬斥，反而赢得朝野对其胆识与担当的敬重。
923年，李存勖灭后梁、建后唐，冯道被擢为翰林学士、户部侍郎。不久因父丧丁忧归乡，途中险遭契丹骑兵掳掠，可见当时北方边地之危殆。
服阕返朝后，恰逢后唐政局剧变：庄宗死于兵变，明宗李嗣源即位。他迅速启用冯道为端明殿学士，一年之内再拜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正式登上宰相之位。
然而真正的考验不在升迁，而在站队。
933年明宗病逝，子李从厚继位，仅四月后，养子李从珂起兵夺权。当皇帝仓皇出逃、欲投靠石敬瑭时，冯道并未追随，而是率百官开城迎立新主——这一选择常被后世诟病为“失节”。
但若置于五代语境中审视：彼时忠君观念早已让位于“保民安政”的现实责任；冯道所持，或许并非对某姓帝王的愚忠，而是一种更务实的政治伦理——在王朝如走马灯般更替的乱世里，维系制度运转、守护文教命脉、避免生灵涂炭，本身即是一种深沉的忠诚。
他后来再度拜相于后晋，奉命出使契丹，滞留两年而全身而返；又在后汉、后周两朝继续担任高位。晚年的他自号“长乐老”，并作《长乐老自叙》，坦然陈述自己历仕诸朝的经历与心迹。这不是炫耀，亦非辩解，而是一位亲历百年裂变的老臣，对时代与自身角色的一次冷静回望。
冯道的政治生涯，堪称五代乱世中一段罕见的“韧性生存”史——他不是靠忠于某一位君主而屹立不倒，而是凭借清醒的现实判断、灵活的政治智慧与始终未失的底线意识，在王朝更迭如走马灯般的年代里，连续辅佐五朝十一帝，历仕四代中原政权（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及契丹辽国，官至宰相、太师、中书令、太傅，最终以七十三岁高龄善终，获谥“文懿”，追封瀛王。
936年，石敬瑭借契丹兵灭后唐、建立后晋。为彰显对契丹的臣服与诚意，他亟需一位德高望重、契丹也熟知信任的大臣出使。满朝文武噤若寒蝉之际，冯道主动请命，以宰相身份北上。
此行表面是礼仪往来，实则是一场高风险的政治斡旋：既要维护后晋体面，又不能激怒契丹；既要示弱以保国祚，又须守住中原士人的基本尊严。他圆满完成使命，归国后，石敬瑭顺势改革中枢——废除权力过大的枢密院，将其职能并入中书省，军政大权由此集中于宰相之手，冯道成为事实上最具实权的文官。
然而，权力从来伴随风险。942年石重贵即位后，冯道虽加太尉、续任宰相，却因遭人构陷，被外放为同州节度使，后又调往南阳，虽加中书令衔，实则远离决策核心。这并非贬斥，而是一种政治缓冲：既未弃用其资望，又暂避锋芒。这种“明升暗调”的安排，恰恰反映出时人对他分量的忌惮与倚重并存。
947年契丹南下灭晋，冯道再度面临抉择。面对耶律德光“你为何朝唐暮晋”的当面诘问，他答：“无兵无城，安敢不来？”不辩忠奸，只讲现实；不谈气节，直指生存逻辑。
这种坦率反而赢得契丹统治者的尊重。他被授辽国太傅，更在耶律德光纵兵屠掠时，冒死劝阻滥杀汉民，使无数百姓免于屠戮——所谓“圆滑”，在此刻显露出沉甸甸的人道分量。
契丹北撤后，刘知远建后汉，立即礼聘冯道为太师，借其声望稳定人心；郭威代汉建周，又拜其为太师兼中书令。此时的冯道，早已超越个人仕途，成为政权合法性的“信用背书”。直到954年周太祖郭威驾崩，新帝柴荣力主北伐抗辽，冯道以年老持重为由劝阻。柴荣断然拒绝，并将他留在京城，命其抱病监修郭威陵墓——这不是羞辱，而是一种体面的疏离：一个代表旧秩序的老臣，不必再参与新君开疆拓土的锐气之争。
冯道去世后，柴荣辍朝三日，追封瀛王，谥号“文懿”。“文”彰其学识与治术，“懿”赞其德行之厚——不是完人，却有始终；不殉一姓，却护万民。他的选择未必合乎后世道德教条，但在刀锋舔血的五代，他让权力更迭少流些血，让制度延续多一分可能，让百姓在战乱夹缝中多一丝喘息。
史书称他“三入中书，在相位二十余年”，更以“历事五朝、八姓、十一帝”闻名于世。这不是夸张的修辞，而是乱世中一种近乎奇迹的生存实录：他辅佐过李嗣源、李从厚、石敬瑭、石重贵、郭威、柴荣六位君主（若计入早年效力的幽州军阀刘守光及其所建“桀燕”政权，则达十二帝）；服务的政权横跨后唐、后晋、契丹（辽）、后汉、后周五个更迭如走马灯般的朝代；背后牵涉八个不同血缘或出身的统治家族——包括沙陀李氏（含养子系统）、石氏、耶律氏、刘氏、郭氏与柴氏等。
冯道并非靠逢迎钻营而屹立不倒。相反，他刻意保持政治距离：不插手军务调度，不主导财政改革，极少参与权力核心的激烈博弈。这种“有所不为”的清醒，使他在每一次王朝倾覆、宫门喋血之后，仍能被新主礼聘为相。
唯一一次明确谏阻，是在后周世宗柴荣决意北伐北汉时。他直言“未可轻动”，触怒皇帝，被派去监修太祖郭威陵墓——不久便病逝于任上。这一谏，成了他四十余年宰相生涯中罕见的、带着温度的政治表态。
他的思想底色是儒家，但不是激进的革新派，而是坚定的“复礼派”：相信只要重建礼制秩序、恢复经典教化、安顿民生根本，天下自可重归清平。
他主持雕印《九经》，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由国家主导的大规模儒学典籍刊刻工程；他赈济灾民、举荐寒士、拒收馈赠，在私德上几近完人。欧阳修斥其“无廉耻”，却也不得不承认：“天下虽乱，而儒者之学赖之不坠。”
因此，冯道的形象远非一句“贰臣”可以概括。他是五代这个“断裂时代”的活体年鉴：既映照出传统忠君伦理在政权速朽现实前的窘迫，也折射出一位务实士人在价值崩塌之际，如何以民本为锚、以文化为盾、以退守为进，竭力维系文明火种不熄——不是为某个皇帝尽忠，而是为“人”本身，为“道”本身，守住最后一寸底线。
今天站在他的墓前，我们不必急于评判对错，而应思考：当世界高速旋转、规则频繁更易，一个人究竟该坚守什么？又该如何坚守？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对冯道的评价极为严厉，称他“可谓无廉耻者矣”，将他视为五代道德失序的典型象征。
在欧阳修看来，一个连基本廉耻都丧失的人，必然无所不取、无所不为；而冯道历仕四朝、事奉十一位君主，却始终安然居于高位，这种“不倒翁”式的生存，非但不是本事，反而是乱世失范的缩影——甚至被归为导致天下大乱的思想诱因之一。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更进一步，直言冯道纵有善政、有才学、有德行，也“等于未做”，因为他本质上只是“苟全性命于乱世”，缺乏士人应有的气节与担当，因而断定他是“奸臣之尤”。自此，“贰臣”成了冯道最牢固的历史标签，后世史家多沿袭此论：清代《续通志》将其列入“失节官吏”中最不堪的一类，斥为“懵大伦而不知耻”。
这种近乎一边倒的批判，在传统史学中持续了近千年。敢于为冯道说话的人极少，明代的李贽、王世贞，明末清初的温璜等寥寥数人，是少数试图翻案的声音，但长期被主流话语边缘化。
然而，进入近代，历史视角开始松动。学者们不再只以“忠于一姓一君”为唯一标尺，而是把冯道放回五代那个“城头变幻大王旗”的真实现场去理解。
历史学家樊树志就指出：在一个皇帝频频更替、政权平均存续不足十年的时代，要求官员“从一而终”，既不合情理，也不合实际。
冯道自号“长乐老”，表面看是圆滑自保，实则折射出一种现实主义的政治智慧——他不是没有立场，而是把立场锚定在更根本的地方：百姓的生计、制度的延续、文化的存续。
比如，契丹大军攻入中原时，他面见辽太宗耶律德光，不卑不亢地劝阻滥杀汉民；又如，他主持国子监刊刻儒家《九经》，这项浩大工程跨越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个朝代，历时二十二年从未中断——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国家主导、系统完成的典籍印刷工程，为儒学在乱世中不致断绝立下不可替代之功。
因此，重评冯道，不是要抹去他的复杂性，而是提醒我们：历史人物的道德分量，不能仅用单一标准裁量；当时代本身已失去稳定的坐标，那些选择留在现场、维系秩序、守护文脉的人，或许正以另一种方式践行着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