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彭山江口沉银遗址考古发现得到的启示
文/李后强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教授
历史的真相往往隐藏在败者的沉默与胜者的笔墨之间。张献忠“屠川”之说，三百年来众口铄金，然而现代考古发现与学术研究正悄然改写这段历史。我们在研读王纲的《张献忠研究文集》与《张献忠大西农民军史》后，数次专程到彭山江口沉银遗址考古现场和博物馆调研，感到张献忠“屠川”可能是重大历史冤案，值得再思考。
01 史料来源的可靠性质疑
传统史书对张献忠的描述大多源于清朝官方记载和明代遗民叙述。这些史料存在明显偏见，胜利者书写的历史往往将前朝罪恶夸大，以证明自身取代的合法性。《明史》中记载张献忠“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这一数字显然夸大其词，因为明末全国人口仅约一亿，四川人口最多不过数百万人。清初统治者需要将其对四川的征服战争正当化，将四川人口锐减归咎于张献忠是最有效的方式。地方志和民间档案呈现了不同的历史画面。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王纲研究员在20多年的研究中，运用大量地方志史料而非文人创作资料，参考民间实录而非官方正史，发现了许多与传统认知相悖的证据。西方传教士的记载也显示，张献忠在成都建立政权之初，“在朝之官统计千人”，其中大部分是在四川吸收的，还有许多知识分子积极参与大西政权的科举考试。这些现象难以与“屠川”的说法相协调。
02 大西政权的治理实践
张献忠在四川建立了大西政权，定都成都，改王称帝，设六部五军都督府等官职。这个政权存在时间虽短，但实施了一系列有远见的治理措施。在政治与法律方面，大西政权建立了完整的行政体系，包括内阁六部和地方政权。他们推行严密的户籍和治安管理，比如使用符验系统进行人口控制。同时颁布了《大西骁骑营都督府刘禁约》这样的法令来规范社会秩序。在经济政策方面，大西政权采取了没收明朝宗室财产、向富商征税等措施。他们还铸造“大顺通宝”货币，对新附地区实行免税政策，实施了有利于农民生计的措施，并采取了一些赈济贫民的措施。江口沉银遗址出土的银锭铭文证明张献忠在四川建立了正常的税收系统，而非单纯的抢掠。在社会文化方面，他们通过开科取士选拔人才，得到知识分子的积极响应和拥护。在宗教与思想方面，允许与外国传教士接触，但总体上实行严格的思想控制。
作为一个有抱负建立长期政权的统治者，张献忠需要稳定的财政收入和人力资源，大规模屠杀百姓显然与这一目标相悖，显然没有“屠川”动机和理由。大西军具有严密的组织结构和纪律要求。史料记载，张献忠军中“法素严，无敢争者”，有明确的奖惩制度，凡在战斗中立功者论功给奖，凡犯错误者不论将帅士卒同样受罚。《大西骁骑营都督府刘禁约碑》的碑文记录了明确的军队禁令：“本府秉公奉法，号令森严，务期兵民守分相安”，并严格禁止“妄害良民”的行为。
03 考古发现与历史真相
彭山江口沉银遗址的考古发掘为重新评估张献忠提供了关键证据。2005年和2011年，该遗址出土了大量银锭，其中一些刻有“大西眉州征完元年分半征粮银五十两”等铭文。这些实物证据表明，张献忠在控制区建立了正常的税收和管理体系，这与“杀人魔王”的形象相去甚远。出土的银锭来自湖南、湖北、江西等地，与张献忠的转战路线吻合，说明其财富积累主要来源于明朝官府、藩王和官僚富豪征收，而非对普通百姓的抢掠。银锭上的地名记录显示了张献忠大西军的活动轨迹，却没有提供大规模屠杀平民的证据。考古发现还证实，张献忠的沉银是有计划的战略行动。面对清军和明朝残余势力的夹击，他选择将财富沉入江中，以免资敌。这种战略考量与纯粹嗜杀成性的形象不符。
04 四川人口减少的多因素分析
明末清初四川人口锐减是历史事实，但将这一责任完全归咎于张献忠过于简单化。实际上，四川人口减少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清军入川后的三次大规模战争是导致人口减少的重要因素。1647年肃亲王豪格入川镇压大西军及南明武装，1664年清军对夔东十三家义军的镇压，以及1674-1682年“三藩之乱”中吴三桂乱川，都造成了大量人口损失。南明政权、地方武装以及自然灾害也是重要因素。史料记载，南明官军“淫污劫杀，惨不可言”，地主武装同样残忍，加上瘟疫、饥馑与虎患等自然灾害，共同导致了四川人口的锐减。从时间上看，张献忠1646年战死，而四川人口的最低点出现在1680年代，远在他去世之后。顺治十八年（1661年），四川仅有约8万人，到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统计只有人口“四万丁”，折合约20万人。这一数据表明，清初的战争和治理才是四川人口锐减的主因。
05 重新审视张献忠的历史地位
张献忠作为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其历史地位值得重新评估。他与李自成同为明末农民战争的重要领导人，推翻了明朝在四川的统治，建立了大西政权。在面对清军入侵时，张献忠选择了抵抗而非投降，表现出民族气节。史料记载，清朝统治者多次招降张献忠，承诺“率众归降，自当优加擢叙，世世子孙，永享富贵”，但均遭拒绝。大西军余部在张献忠牺牲后继续抗清，转变为南明政权的重要支持力量，李定国等人成为抗清名将，这一历史事实也挑战了对张献忠的简单负面评价。
06 历史书写的复杂性与现实意义
历史解读往往随着新的证据和时代变迁而演变。张献忠形象的黑化，部分源于清初政治需要，部分源于传统史学的正统观念。对张献忠评价的重新思考，不仅关乎对一个个历史人物的公正评价，更关系到我们如何理解历史书写本身的复杂性。考古发现与地方史料的挖掘为我们提供了重新审视历史的机会。江口沉银遗址的考古成果启示我们，历史研究应当重视实物证据，超越传统史书的局限。对张献忠评价的修正，也是对抗战乱、珍视和平的反思。明末清初的四川悲剧是多方势力共同造成的，将责任简单归咎于个人，无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历史的复杂性。在四川彭山江口沉银遗址，考古工作者仍在小心翼翼地打捞历史。每一件出水的银锭，上面清晰的铭文不仅是税收的记录，更是对那段被妖魔化历史的最有力质疑。历史是当时的胜利者编撰的，失败的死者无法申辩和澄清。当我们从碎片中重建历史真相时，也是在重新定义公正与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