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建工程兵这支部队组建于1966年，主要从各军种抽调工程力量，专攻国家重点建设和国防工程。到了1982年，军队大调整的风声越来越紧，这支部队规模已达50万左右，大家心里都清楚，撤销在即。可官兵们大多是从战场上过来的，对军装有深厚感情，不想就这么脱下。领导层也觉得部队贡献大，自负盈亏，不花国防费，值得争取保留。于是，他们开始琢磨方案，想向军委汇报，争取不脱军装继续干。
第一个方案是精减规模，变成一个兵部，归总参谋部管。机关人员压到200人以内，其他单位也相应缩编。部队的优势在于经济独立，能为国家基建出力，又不添负担。领导层觉得这能符合大裁军精神，还能保持部队序列。可军委考虑全局，军队要整体瘦身，这个方案最终没过。官兵们听说后，虽然失望，但还是埋头干活，等着下一步指示。
第二个方案转到武警序列，那时武警刚在筹建。基建工程兵整体转隶过去，当然也要精减员额，以适应武警的总规模。军委一度动心，还找主任李人林谈过话，问他愿不愿当武警司令。部队里大家觉得这不错，能继续穿军装，发挥工程专长。可军委综合其他部队情况，觉得不合适，最后否了。领导层也没气馁，继续想办法。
第三个方案是回原单位，许多官兵强烈要求这样，因为组建时就是从各军区借调来的。现在撤销了，就回“娘家”继续服役。方案还分专业安置，像通信地质的优先考虑。可军委一算账，各军种都在裁员，这么多人回去，会打乱计划。慎重研究后，还是没批。官兵们呼声虽高，但大局为重，只能接受。
这些方案被否后，部队在1982年10月5日正式撤销。国务院和军委发文，2万人直接去深圳搞特区建设，其他大部分转业到地方部门，只有少数专业兵划到别的军种。官兵们执行命令迅速，展现出高度服从性。转业后，他们带着军中技能，继续在基建一线出力，推动国家发展。
基建工程兵的努力没白费，16年里建了无数项目，从公路到水电站，都留下了痕迹。方案被否，反映出当时军队改革的决心，一切服从大局。官兵们虽舍不得军装，但转业后在地方也干得有声有色，比如深圳的开发就靠他们打基础。这段历史告诉人，个人情感得让位于国家需要。
李人林转业后去了地方工程部门，继续管类似工作。其他官兵分散各地，有的进国企搞建设，有的到省市部门负责规划。他们适应很快，利用经验避开不少坑，推动项目顺利。部队撤销虽遗憾，但也为经济腾飞注入了力量。想想看，如果方案过了，历史会不一样，可现实就是这样，服从是军人的天职。
基建工程兵的模式独特，自负盈亏，让他们在市场中练就本事。方案被否前，领导层做了大量调研，收集官兵意见，确保方案接地气。可军委的考虑更广，涉及整个军队结构。官兵们在等待期间，没耽误任务，照样抢工期，体现出专业素养。这事也说明，改革总有阵痛，但长远看有益。
转业安置很细致，考虑家庭和专业，避免一刀切。去深圳的2万人，很快就融入特区节奏，建港口修路，推动开放。其他转业的，在部委或地方，也发挥作用。部队虽没了，但精神传承下来，许多人后来成了行业骨干。这段经历，值得后人借鉴。
军委否决方案，有其道理。大裁军背景下，保留一支50万人的部队，不现实。各方案虽好，但会影响整体平衡。官兵们理解这点，没闹事，安静转业。这体现了部队的忠诚度高。历史证明，这次调整对了，军队更精干，国家建设也没停。
基建工程兵贡献主要在基础设施上，他们建的项目至今在用。方案被否后，部队迅速解散，没拖泥带水。官兵们带走的技能，成了地方财富。像地质专业的，转业后参与矿产开发，效益明显。这事从侧面反映出，军队和地方的衔接很重要。
李人林等领导，转业后没闲着，继续在工程领域发光。官兵们分散后，有的写了回忆，记录部队历史。方案虽没成，但努力过程本身有价值，显示出大家对部队的爱。改革总这样，有人舍不得，但必须前进。
军委的决定，基于全面评估。第一个方案精减虽好，但兵部模式不合整体规划。第二个转武警，有潜力，但员额有限。第三个回原单位，情感上对，但实际操作难。官兵们接受现实，继续前行。这事有内涵，个人与集体的平衡。
转业后，深圳那批人最显眼，特区从荒地变城市，他们功不可没。其他地方的，也在各自岗位出力。部队撤销，标志一个时代结束，但新开始更重要。历史就这样，一步步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