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后强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教授
成都天回镇老官山汉墓出土的医简、织机与遗骨，正悄然改变我们对张骞这位古代外交家最终归宿的认知。墓葬年代为西汉景帝至武帝时期（约公元前2世纪），与张骞出使成都的时间高度吻合。
2012年冬季，成都天回镇老官山的一次抢救性考古发掘，让一座西汉墓葬重见天日。出土的920支医简、4部纺织机模型、人体经穴髹漆人像和《医马书》，构成了一个谜团般的考古发现。当时，考古学者根据墓中漆器上的“弓”字铭文，将墓主暂定为“弓大人”。然而，这一命名留下了诸多未解之谜：为何一位医学家会随葬纺织机？为何墓中同时出现医书与医马术？由此引出一个颠覆性观点：这位“弓大人”可能是西汉著名外交家、丝绸之路开拓者张骞。这一论断为解读老官山汉墓提供了全新视角。
01 出土文物：老官山汉墓主人身份非凡
老官山汉墓的发现堪称中国考古界的重要里程碑。墓葬中出土文物种类繁多，包括漆器、陶器、铜器、铁器等620余件，其中以医简、织机模型和经穴漆人最为珍贵。考古人员发现，这些墓葬具有特殊的葬俗。2号墓的木椁上铺满棕垫，棺椁外包裹竹木编织物。这种保存方式使墓葬长期处于饱水状态，让文物得以完好保存两千余年。在3号墓中，考古人员发现了920支医简，分两处存放。根据竹简长度、摆放位置和内容，可分为9部医书。更令人惊讶的是，墓中还出土了184支简牍组成的《医马书》，显示出墓主对兽医也有研究。老官山汉墓最不寻常之处在于其文物组合的多样性。除了医学文献，2号墓还出土了4部完整的织机模型和15个彩绘木俑，织机上甚至残存有丝线和染料。这些织机模型是我国首次发现的西汉时期织机实物，对于研究中国丝绸纺织技术起源具有重大意义。这种特殊的文物组合表明主人身份非同一般，绝非单一职业。
02 姓氏谜题：为何“弓大人”可能是张骞
墓中漆器上出现的“弓”字，原本被认为是墓主的姓氏。但仔细研究发现， “弓”姓与“张”姓在古代实际上是同宗同源的关系。这一姓氏关联源于古代传说中发明弓箭的黄帝孙子“挥”。因其贡献，挥被赐予“弓长”官职，后代一部分以“张”为姓，另一部分则以“弓”为姓。这种姓氏文化上的联系，使得“弓大人”很可能就是“张大人”——张骞。为什么不直接用“张”姓？因为张骞后来不是博望侯，出使四川也无政绩。文字学上的证据进一步支持这一观点。学者在医简中发现了“塞”与“寒”字，学者们研究认为这可能是对“骞”字的误读。同时，医简中出现的“徙”（犯罪流放）和“诈”（冒充官员）等字，恰好符合张骞曾被判处斩头，后用爵位赎免死罪成为平民的身份经历。医简中还出现了三个地名：“废丘”（今陕西咸阳一带）、“济北”和“都昌”（均在今山东省）。这些地名勾勒出一条从陕西到山东，再至四川的传播路径，与张骞的生平轨迹存在契合点。
03 骨龄揭秘：墓主身世与张骞的高度契合
对老官山汉墓人骨的鉴定结果提供了更多生物学证据。1号墓男性墓主身高约169.91厘米，女性身高约160.22厘米，均超过当时西南地区人群的平均身高水平。四川大学考古系原海兵的研究表明，M1男性墓主死亡年龄在45-50岁之间，全身骨骼发育较为强壮。尤其是上肢左侧肘关节和右侧肩关节周围肌嵴发育显著，可能与长期张弓射箭活动有关。更值得注意的是，墓主的两侧股骨颈处可见“骑马人小平面”发育，预示着长期骑乘行为。这些特征共同指向墓主生前可能有戎马生涯，是一个爱好骑射的游猎者。张骞作为出使西域、多次率队远征的外交家，无疑具备出色的骑射能力。他的生平经历与墓主骨骼特征高度吻合，而张骞生卒年份（前164年—前114年）也正好对应50岁左右的年龄范围。
04 纺织机之谜：唯一能自圆其说的解释
老官山汉墓最令人费解的问题之一是：为何一位医学家会随葬4台纺织机模型？令人奇怪的是，过去的研究者们往往回避这个问题，干脆不将织机与医简同时讨论。然而，对于张骞而言，织机却具有特殊意义。《史记》记载，张骞在大夏（今阿富汗）发现了四川的“邛杖与蜀布”，说明他对四川纺织品有着深入了解。这一发现不仅引发了汉武帝的兴趣，也成为张骞二次出使西南夷的重要原因。张骞是一位旅行家，不仅对医学有兴趣，还关注纺织技术，这正好解释了老官山汉墓为何会同时出现医简和织机。 这位“弓大人”一定是对医学、骑马和纺织都感兴趣的大人物，应该是一位既研究医学又研究纺织的旅行家，绝不是单纯的医生。织机是“蜀布”生产技术源头和物质基础。新疆尼雅遗址出土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产自蜀地，是汉朝赏赐西域各国的贵重物品。2017年，依据老官山织机模型复原的织机成功复制出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确凿的证据链证明了汉代蜀锦的高超技艺及其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老官山汉墓的织机模型与张骞所见的“蜀布”，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一面是实实在在的生产工具和技术能力，另一面是远播四方的贸易成果和文化影响。它们共同讲述了一个古老的故事——早在张骞“凿空西域”之前，成都生产的精美织物已经通过南方丝绸之路，进行着活跃的东西方文化交流。这表明，老官山汉墓的出土文物构成了一幅完整的生活图景：医简与经穴漆人反映了对医学的研究；《医马书》与骨骼特征对应着骑射生涯；纺织机模型与蜀布发现相呼应；而求子巫术木牍则可能与后世关于张骞与织女传说的民间故事相关。
05 城固张骞墓的硬伤与老官山的可能性
传统观点认为，张骞墓位于陕西城固县。但这一论断存在不少疑点。因为1938年西北联大对城固张骞墓的发掘比较草率，仅清理了墓道和墓前石兽，未进入墓室。当时出土的所谓“博望封泥”存在争议：“是物为一灰色陶片，大约二十四公厘见方，厚约四公厘。正面有陽文疑为‘博望■造（或铭）’四字”。出土后洗刷过力，导致字迹损蚀，难以辨认。考古证据也存在矛盾：城固张骞墓出土文物多为东汉时期，而非西汉；墓葬本身是清代重建的；且张骞去世时已非“博望侯”，不应使用此封号。《史记》明确记载张骞在战场失期，“当斩，赎为庶人”。后来虽被重新启用，但已无博望侯爵位。因此，他去世时身份是“大行令”，而非“博望侯”。关于城固张骞墓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直接证据，比如他的遗骨、使用的器物或者有关文字记录，这是最大的硬伤，学术界对城固张骞墓的质疑声从未停止。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刘瑞表示，学界无法给出城固“张骞墓”的墓主是张骞本人这一结论，都是“疑似”。而河南省南阳市文广旅局局长白振国更直言，城固“张骞墓”不是真身墓，只是衣冠冢。相比之下，老官山汉墓没有出现“博望侯”字样，反而符合张骞晚年的身份状态。
06 张骞与成都：被忽视的密切关系
老官山墓中漆器上的“景”字铭文（指汉景帝谥号），暗示墓主身份非同一般，可能与景帝所赐遗物有关。历史文献与民间传说都揭示张骞与成都地区存在密切联系。成都至今有“支矶石街”和“君平街”，与张骞的传说相关。传说称张骞出使西域时，曾到天河并带回“支矶石”，后送给成都的严君平。这一传说虽不足为信，但《史记》记载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前119年—前115年）时曾“通西南夷”，到达蜀地。据此推测张骞晚年可能长住蜀地，最终葬于成都天回镇老官山。老官山这一地名本身也暗示这里埋葬着一位“古代大官员”。而张骞因战场失利，“无脸回长安”，选择在成都终老，符合历史逻辑。从考古发现看，老官山汉墓出土的医简中使用了许多四川特产药物如巴豆、蜀椒，表明墓主在四川生活多年，熟悉本地药材。这与张骞晚年可能定居四川的经历相吻合。科学鉴定显示，老官山汉墓男性墓主身高169.91厘米，骨骼显示他长期骑射，年龄约45-50岁，与张骞的生活经历高度吻合。考古出土的医简、织机模型和《医马书》，共同勾勒出一位博学多才的旅行家形象，与历史上张骞的开放求知精神一脉相承。
我们相信，随着研究深入，老官山汉墓墓主身份之谜或将逐步揭开。如果张骞归葬成都这一假设成立，不仅西汉历史研究的诸多谜题需要重新审视，丝绸之路的开拓者最终归宿也将被重新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