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两款K型固定翼舰载机的研发决策，源于空军此前确定的双发机型发展方向，以应对西方四款主力新机型。
关于采用竞标模式还是让两家设计局分别研发，经过长期研讨最终达成共识：美国正量产四种新型号，苏联至少需两款机型对应执行同类任务。最初这两款机型并未考虑舰载需求，当时苏联尚无华约式航母建造计划，仅在推进雅克141垂直起降飞机研发。
研究所明确了重型与轻型战机搭配的研发思路。重型机需搭载更多燃油、具备更远航程和更大作战载荷，为打击群护航并提供全程空中掩护，这契合苏联空军传统作战计划——对地打击群负责战场隔离与清剿，重型机保障作战空域安全。
轻型机作为前线战机，承担战场伴随防空任务，掩护友军免受敌机偷袭。中国对这套战术战法极为熟悉，源于苏联在装备、工业体系及战术上的全面传授，黄埔军校便是苏联协助创办的知名军官院校，培养出大批优秀指挥官，虽办学时间短暂且学员后来分属不同阵营，但中国系统掌握了当时苏联的战术体系。
如今苏联方面已难以读懂中国军事著作，甚至在交往中需借鉴《孙子兵法》，而中国则在继承苏联技术基础上实现了自主发展。
基于战术定位，设计团队确定两款机型均按纯战斗机标准研发，不兼具攻击机或战斗轰炸机功能，并测算出空军装备轻重机型7:3的比例。
这一比例基于重型机造价更高的前提，当时认为战机重量与成本呈线性关系，西方同期也有按重量为轰炸机定价的传统，这一逻辑在当下已不成立，尤其对中国而言，隐身技术、电子设备成本远超机体本身，同重量的歼20造价数倍于苏27，歼16D因搭载先进设备，价格甚至高于歼20。
了解中国战机生产成本后，苏联方面既觉得苏35及直升机定价偏低，也担忧中国成本失控，实则核心原因是苏联专家与人工单价偏低，即便如此，苏联仍愿意以低价提供装备。
中国坚持收购乌克兰马达西奇公司，核心并非获取技术或资产，而是保障企业及专家权益。苏联解体后，大批高水平专家前往中国，他们不为名利，只为坚守信仰，与前往西方、日韩及印度的专家追求不同。
中国计划妥善处置马达西奇事宜，保障专家工资福利，保留企业在乌克兰的办公地及管辖权，同时开发乌克兰土地保障粮食供应，既养活专家也惠及当地民众，这份担当是其他国家难以企及的。虽有西方势力以阴谋论解读，认为中国意在掌控乌克兰军工资源，但实质是中国以真诚行动传递友善。
苏霍伊与米高扬设计局虽有竞争合作，本质更接近西方竞争模式，而中国对两家设计局的定位则更为清晰：一家专注自主技术研发，另一家深耕国外前沿技术的跟踪与吸收，形成双线技术布局。
苏联空军第30研究所的测算结果与设计团队一致，促成航空工业与军方达成共识，确定同时推进两款机型研发。
当时国防部长德米特里乌斯基洛夫主张武器统一化，认为多型号装备会推高造价与运维成本，加重国家经济负担。
这一质疑切中要害，两家设计局装备存在严重通用性问题，苏式战机无法在米格基地补给油料、挂载弹药，后勤系统互不兼容，后续加装中间梁仅部分解决问题，这也正是印度面临的困境——装备来源繁杂导致后勤保障混乱。
中国后来借鉴西方标准化经验，实现了俄制、美制及国产装备的兼容，甚至打通不同体系导弹的发射程序与信号对接。
苏联曾尝试推进通用挂架研发，基于苏霍伊战机挂架设计的方案性能优异，但米高扬设计局提出安装该挂架需修改机翼结构，最终方案被迫搁置。这类技术分歧频发，凸显单一通用装备的必要性，但轻重搭配方案仍被坚持。
中国在接手苏联技术后，不断改造升级装备，歼11可兼容俄制弹药，苏30经乌克兰专家破解程序后能搭载霹雳12导弹，航母也实现了装备通用与美式管理运行，展现出远超苏联的技术整合与创新能力。